季羡林日记【精品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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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日记 篇一

我们过去把季羡林先生奉为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俨然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其实，生活中的季羡林先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跟我等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会突然在脑子中产生多和几位漂亮的青年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季老的可爱和可敬之处在于，他不象某些道学家那样，却又想给后人留下故作高尚的名声。季羡林先生在编辑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早年时代的那些青春的冲动，那些想多日日一些青年女孩的念头，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季羡林形象，而不是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僵尸。下文摘自《季羡林经典作品集：红》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六月）十七日

前两天下了点雨，天气好极了。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十八日

看Plato的DialoguesPlato的Dialogues柏拉图的《对话录》。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

一天糊里糊涂地过去，没有多大意思。同长之晚饭后到海淀去，我印了五百稿纸。同访赵德尊。

季羡林日记 篇二

季羡林：

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期间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华民族古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五日

以前我老觉到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 。 Wassermann，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lderlin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里面有句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r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

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

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

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Nietzsche的妹妹Elizabeth Frster Nietzsche作的，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借去十元。

二十六日

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 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一镑十先令）。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办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书就可以到了。到时，经济或发生困难也未可知，反正不要紧，不必管它。（上午九时）

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杨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道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作吗？

刚吃完饭，长之又来找我谈，谈的仍是徐志摩。他说自徐死后，这些纪念文字都没谈徐在文坛的价值。我想这也难怪，因为纪念徐志摩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蓦地一个亲爱的朋友死了，他们在感情上是怎样大的创伤呵！他们的感悼还写不完呢，谈他的价值，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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