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映：金融创新业务促使三类人群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高发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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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实体经济、银行风险管控及金融监管力度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银行大力发展互保联保、无抵押担保等金融创新业务，引发了捆绑式金融危机，这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如2015年4月宁波江东区法院金融庭开始运行，月均收案190件，涉案标的额超过61亿元。宁海法院审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77件，结案标的逾6.8亿元，同比分别上升35.13%和69.6%，增长较为明显。温州乐清法院从2011年至2015年共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3881件，标的额118.07亿元，五年间案件增长10倍，标的额增长了100倍。也导致该类案件集中于三类人群：

一是农户联保案件逐年增多。近年来，部分银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业务，通过自愿组合、风险共担等原则组建联保小组发放贷款，以提高贷款人信用等级。为达到规定户数指标，民间普遍存在“拉郎配”现象，贷款需求和偿债能力考量明显不足。一旦其中一户违约，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出现集体逃债的不良现象。宁海法院审结的377件案件中，涉及联保贷款案件 22件，其中10件为系列案。根据浙江仙居法院2015年末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情况报告》，其中2014年该法院共受理金融商事案件211件，其中金融借款合同、信用卡和担保类纠纷就占了金融商事纠纷案总数八成以上，其中金融借款合同案件，2014年涉案标的金额为1.43亿元，同比增幅达81%。根据乐清市人民法院2016年2月份发布的《金融借款商事审判白皮书》，乐清近5年来金融借款纠纷标的额五年内增长了百倍，其中“联保互保”借款纠纷占八成多。有的因相互担保贷款引发纠纷诉讼，平均一个案件被告达5个，最多达15个。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成纠纷高发地。由于白领、教师、医生、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等群体收入固定，银行更愿意向他们发放贷款，并且无抵押担保等金融创新业务，这也使部分人铤而走险，想利用银行低利率的借款去赚些“外快”，比如民间放贷、投资股票等，一旦投资失败或借款人跑路，最后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如宁波银行开通“白领通”，主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白领、教师、医生等人群，不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吸引众多白领借款，但这也使白领等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纠纷高发地。仅宁海法院受理的无法及时归还“白领通”贷款而产生纠纷的，2013年有15件，2014年22件，2015年上半年已有8件。

三是公职人员成矛盾聚焦点。由于公职人员的权威身份，从银行借款及向他人贷款都易受人信任，这导致银行在推行金融创新业务时会首先考虑到公职人员，而且公职人员对相关的程序更为了解，容易钻法律的漏洞，这促成某些公职人员禁不住诱惑主动而成为金融借款纠纷合同的被告方，也更容易引起较差的网络影响。如2015年末，宁波杭州湾新区分局民警沈某因涉嫌骗取贷款罪而判刑2年，此前，沈某凭借第二张身份证先后购买68套房产。根据“浙江法院公开网”上进行的检索发现多条沈某作为被告基本是败诉。其中涉及招商银行、恒丰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近几年，沈某卷入的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案件至少近20起。其中从2012年开始，仅仅余姚、慈溪两地的案件就多达18起，主要涉及金融借款和民间借贷，涉案金额标的达4000多万元。2014年5月20日，宁波市海曙区公务员张某，因用自己的“白领通”卡从银行低息贷款，高息转贷给妻子所在企业获利被刑事拘留。张某成为新《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高利转贷罪）确立以来，首个因此罪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浙江公务员。2014年5月15日，原衢州江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江山最大担保公司“银通担保”实际控制人陈小林，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银通涉案的7.72亿元中涉及1900人，不少是当地公务人员。

对此，基层法院建议：一是强化政银联动，根据情况合理调整金融创新业务，并制定配套鼓励政策；二是重点加大对联保农户、中等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规范公职人员参与范围，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三是加强防范金融风险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的“心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