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调研报告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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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范文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先到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乃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他们不再是暂居在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他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追梦，是我国的正要力量源泉，这些年轻人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的发展方向与成果。本文就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地位以及面临的问题做了以下报告。

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乃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的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在心态和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要求，从而形成了这个新的群体。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吗„„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五个现状：

1、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较欠缺。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较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职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2、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

处于30岁一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的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武功恰那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校读书”。

3、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

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的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的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挣钱养家”。

4、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

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聚集在制造业。

5、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xx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22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价值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升，这种人才素质上的进步，未来将最终决定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竞争的新天地和新成绩。这个趋势国家的主管部门也敏锐的捕捉到了，在20xx年将有近600万农民工能得到技能培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欠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1、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长期稳定的就业和生活。按照自身收入水平，同时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局梦想的比例不超过10%。

2、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学校的大门，过多的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未清晰，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

3、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都是农民工的身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上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是总体环境相似，仍旧普遍面临这些基本问题。

4、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交友恋爱的黄金时期，由于刚踏上社会，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较窄、工资较低，使他们普遍面临交友没时间，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造成了富士康13跳的警示与教训。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的美好，就这样早早的结束，我们在惋惜这些年轻的生命的同时，也不得不深深的思考现存的社会现状。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他们的发展与进步还需要全社会的引导和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多为独生子女，在相对富裕的物质环境中成长，人生经历比较顺利，挫折教育相对缺失，所以要积极培育他们应对挫折和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除了社会制度需要完善外，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及社会团体也应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新生代农民工应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不畏困难，不畏艰险，以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继续生活前进的步伐，兢兢业业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相信新一代农民工一定会凭借自己勤劳的的双手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返回农村务农，新生代农民工慢慢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在市场的占有率比重呈递增态势，这意味着几年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将取代第一代农民工，完全贡献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按照前十年的发展速度，新生代农民工将创造中国三分之一的贡献值。总之，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我国的有生力量源泉。

在这个由钢筋混凝土构架的中国我们习惯了让农民工兄弟来给城市盖高楼大厦，习惯了让他们来干苦活干累活，习惯了让他们来支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但现在情况改变了：受计划生育政策、高等教育普及、更多然选择创业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存在逐渐递减的可能。我们的人口还能吃多久?随着农民工更多的分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转变了身份，他们在提高社保待遇、增加工资过程中实现了更多的权利诉求，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在 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正在告别靠低成本优势维持中国制造优势的时代。在去年深圳等沿海地区竟然有劳动人员供不应求的情况，农民工不再是中国可以任意挥霍得到资源。

去年6月份，温家宝总理召开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要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的农民工”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中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社会，对将来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第2篇】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第3篇】最新武汉“新生代”企业家调研报告：“高富帅”大多有高学历

过高等教育，一入职便任职管理岗位，这是不少“新生代”企业家的特征。他们年轻有活力，性格鲜明。这些自己创业或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有哪些鲜明的标签?昨天，记者从市委统战部获得一份《关于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新生代培育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首次从不同层面刻画了武汉“新生代”们的特征。

“高富帅”大多拥有高学历

据统计，武汉“新生代”群体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20岁-30岁的群体中，57%的人大学毕业，约43%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在专业选择上，他们更青睐经济管理类专业。他们的父辈，也就是“原生代”更加注重对“新生代”在企业经营管理和事业接班上的培养。

“新生代”不仅学历高，入职后的起点也高。近五成“新生代”在30岁之前便拥有管理经验，从事基层工作5年以上的“新生代”极为少见。

掌控的资源和资本远超父辈

父辈辛苦打拼下来的家业该如何延续?90%以上的父辈已经或者打算把企业传给自己的儿女，但是也有些父辈没有这样的打算，主要是觉得办企业累、责任重。“新生代”传承家业和发展主要有四种途径：父子共创伙伴型占25%，父辈传带型占50%左右，独立二次创业接班型占15%，应急接班型占10%。

与“原生代”相比，“新生代”继承、掌控的资源和资本远超其父辈。据统计，武汉市“新生代”中资产过亿元的有几十人，资产过5000万的近百人，资产过 1000万的达数百人。

“创二代”更能体会父辈艰辛

武汉市工商联透露，目前，武汉市“新生代”联谊会吸纳了武汉主要的民营企业一把手的子女，有100多个成员。联席会中有六成多继承了家族产业。其余的一部分人因为“世界很大，想出去看看”，而选择了与父辈不同的发展轨迹。

武汉市“新生代”联谊会执行会长、1989年出生的卲胜强就是其中一个与父亲“决裂”的“创二代”。xx年大学毕业后，卲胜强进了外地的一家外资企业，做人力资源管理。不久，父亲召唤他回家继承家族的钢材生意。而他钟情于自己的创业路子，不愿意妥协。最终，他没拿家里的一分钱，与合伙人凑了20万元，白手起家。xx年，他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猎头公司，今年已经扩张到了10家，一年的营业额超过700万元。

“自己走出来了，才深刻体会到了父辈创业的艰辛，反而更能理解他们，更能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他说。

“新生代”对未来充满忧虑

在外界看来，“新生代”们风光无限。但报告指出，“新生代”在融入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由于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新生代”们实际工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远不及“原生代”。而他们的独立意识强，参与社会活动并不积极，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强烈，融入社会的能力和信心有所下降。

他们的信心下降同样表现在对自家企业的发展上。调查表明，有近75%的“新生代”对未来企业发展和个人发展充满忧虑，主要是对个人能力的信心不足，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不足。

“很多人喊我们‘富二代’，其实，我们也是很努力的一代。”不少“新生代”联谊会的成员告诉记者，“富二代”的光环也是满载压力的。“即使继承了家族产业，一样要用最新的理念、创新的思维来武装企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第4篇】新生代民工调研报告

xx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参加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此次暑期实践过程中，我着重调查了新生代民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前，在中国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4亿人之多，占务工者的60%多。xx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会特点

新生代民工是难以定义的一群社会群体。尽管现在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里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广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标。

总之，他们是时代的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我认为，当今社会对他们的看待，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态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更无助于国家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时代层面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一代承载者，中国未来的又一群创造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新社会主义梦想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梦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广泛了，那些背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的也是民工，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应该抽出精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项技能，也就是说要有一技之长。过去百万民工过大江，现在没有技术的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带来的必然是结婚生育后代教育等问题，民工赚钱难，花销的确因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术工人的路线，同样的活你能做，别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饭吃，拿的就多。社会就业是残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金钱价值观比起老一届民工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显着特点。

据我在暑期实践期间内的调查，xx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将近七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例如：上网、唱k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现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60%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根据我的调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在森裕鞋材加工厂，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来自河南一带，乡下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城市的时尚节奏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梦想。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回到农村难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间隙”而出现“民工荒”等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第一代农民，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厂的招聘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16到25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学历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学）；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在惠州众多工厂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就业发展的机会。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等是他们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特别是

广东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期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我曾经采访过森裕鞋材加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他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时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都要注重时代隔阂，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都是社会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怎么样解决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动不成问题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争取尽早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这种不公平的等级划分。

第二，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流离颠沛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若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吸引过多农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政府、用人单位、公益组织等，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等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总地来说，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时代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时代的陋习，约束他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又要社会来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会要改变对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还有赖自身知识的增加，中国的崛起靠的还是知识。在学好技术和本领的同时，新生代民工还应抓住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适时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搞好与周边的人的关系，抓住机会往上发展。与此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协调社会与新生代民工的关系，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他们的辉煌足迹！

【第5篇】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中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前，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调研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以下称报告)。课题组在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中的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并对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生存状况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发现，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表现为更频繁地参与维权行动、更为主动地进行劳资博弈。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卷入劳资冲突甚至参与一些集体性事件并非偶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与一些旧有制度之间发生碰撞后的必然结果。对于我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想躲也躲不过去。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改变。”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说。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乐于将自己看成城市小白领

一般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然而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年龄、生理概念，应该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来界定他们的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报告给出答案——疏远农村，亲近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均已不同于老一代。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较陌生，也较为欠缺认同感。”报告中引用的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务农的经历明显较少。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经常务农的比例是31.0%，没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仅26.0%;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44.0%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偶尔务农，经常务农的比例只有11.9%。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明显不如老一代积极。老一代农民工2022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8元，其中有11063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0%。而新生代农民工2022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4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4元，仅为58.4%。

与疏远农村相对应，报告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在受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对外来的期望等5个方面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亲近城市的倾向。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6年。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为53.7%，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25.7%。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他们部分的职业技能，同时也使他们在进入工厂之前有了更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

在消费习惯上，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特征。

报告对两代农民工的日常开支进行详细比较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习惯上逐渐城市化，他们在娱乐、服装、通讯等项目上的花费都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具体而言，除了住宿和伙食之外，老一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其他开支项目只有两项：生活日用品和请客送礼;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开支项目有4项，按花费多少依次是服装、生活用品、娱乐、通讯。其中新生代在服装(169元)和娱乐上(115元)的花费分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2~3倍。

与消费习惯类似，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休闲方式上也已明显具有了城市年轻人的特征，他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而且与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点。以上网为例，在老一代农民工中，上网的人数仅占32.2%，而且每天上网的平均时间也不到40分钟;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上网的比例为85.7%，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2.7小时;而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两个指标均高达91.3%和3.3小时。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的“第一人”中，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首选家人亲戚(67.0%)与朋友(21.0%)，新生代农民工求助家人亲戚的比例虽然也排在第一位(54.0%)，但是其求助朋友的比例则大大提高(41.0%)。在对外来的期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亲近城市的特点则更为明显，有近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是继续在城市发展，明确表示回乡村老家发展的不到五分之一。

参与该课题实地调研的清华大学博士生汪建华告诉记者，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常忘了自己是在和农民工打交道。因为不论言谈举止还是穿着打扮，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小白领几乎没有区别，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乐于将自己看成城市小白领。

短工化使新生代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的状况难以改善

疏远农村并亲近城市的年轻人能否顺利融入城市呢?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新特征的群体，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个体制包含两个方面：“工厂权威管理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

首先，“工厂权威管理体制”是指以高强度与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与意义，更看重企业的管理制度。这一特点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着对工作的新期望，可是他们在现实中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工作环境。调查显示，在工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2022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比老一代低约570元;在劳动保护方面，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0%受过工伤，与工作时间是他们3倍的老一代基本持平(13.3%)。

“低工资、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这种‘工厂权威管理体制’，使得他们在期望与现实间形成强烈反差，也让他们感觉到，城市并不亲近，想要生存下去依然举步维艰。” 汪建华说。

其次，“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是指，造成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

报告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而后者则包括一系列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安排，如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一般而言，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应紧密结合，在同一制度背景中进行。可是在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却被拆分开了。农民工个人体力脑力的恢复是在工厂中实现的，尽管这往往只是以拥挤的住所和缺乏营养的食物来“维持”;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中实现的，农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较低的村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育也部分需要依靠农业生产来实现。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双向依赖。一方面，他们需要以在城市中工作获得的工资维持生计。在课题组调查的101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57.2%的人在2022年将工资结余带回农村的家中，他们每人平均带回家中9500元;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生计也同样离不开农村。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有大约20%来自农村，在266位有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1.1%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生活在农村。

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原本渴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他们来说，农村已然是‘回不去’的旧乡，城市则成了‘留不下’的异地。他们每年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家乡与城市工作地之间，而每一次迁徙经常伴随着工作的转换。于是，‘工作——返乡——再找工作’的短工化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普遍，在这种短工化的困境中，他们低工资、低福利的现实状况就更难得到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经常会主动提出利益诉求

调查发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4.3年对12.4年)，权益受损比例也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14.1%对19.5%)，可是他们参与群体维权的经历却与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明显差异(4.5%对5.0%)。也就是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更容易卷入劳资集体事件中。

“新生代农民工行动取向突出并非偶然，而是新生代和旧制度遭遇的必然逻辑。”课题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何江穗分析指出，在旧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满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可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却让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能离开农村，两边都有联系，实际上却又漂泊无根;其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征，向往能成为活生生的“人”，可是在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待遇的“工厂权威管理体制”下，他们经常只被看做是干活的“手”。

“正常情况下，农民工有了不满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可是在实际中，由于农民工缺乏自己的工会组织、社会组织的支持，而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司法维权这条道路不但时间和金钱成本高，而且实际效力更是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将自己的不满诉诸非正常渠道，比如集体维权行动等。”何江穗说。

报告进一步指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更具行动倾向，而且他们的行动模式和诉求目标也显现出新的特点。课题组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民工参与的集体维权事件后发现，在那些老一代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的工厂中，集体维权通常只是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而以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中，他们集体维权的目的并不止步于法律规定的基本工资，而是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明确提出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

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只在自身权益受损的时候才被动维权，他们经常会主动地提出利益诉求，而且他们的诉求也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许多更是深入到制度层面。

沈原认为，未来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还会继续增长，而且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许多人将会面临娶妻生子、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样一来，他们与旧制度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激烈。“如果旧制度依然‘不为所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必将越来越频繁、激烈，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如何才能避免未来这种局面的出现?报告指出，需要将着眼点放在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上。

报告解释，“企业公民”是指农民工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而“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

“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身份及集体议价权利并不危险。”汪建华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有没有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也会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会很严格地遵守法律与市场的准绳，完全可以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

“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牺牲之上的，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四个10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付出，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城市扩张和繁荣了，社会整体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富裕了。如果仍然要靠牺牲农民工来促进经济繁荣，那不得不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郭于华说。

报告最后指出，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变迁的背景下，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备了现实条件。只有彻底改变农民工生产体制，才能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生力军的农民工群体工作有尊严、生活更幸福，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范文

【第6篇】暑期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现状的调研实践报告

新生代农民工现已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xx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1、新生代农民工的队伍日益壮大，逐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据xx区相关数据显示，目前xx区的常住人口有80余万，其中外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来务工人员的60%。计算后约为12万。作为一个工业强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的特征越来越凸显出来。

2、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普遍在20岁刚出头。

3、新生代农民工中多数都是未婚。

在xx区接受调研的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中，高达将近80%的人都是未婚的。而据国务院研究室在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80%以上的人都是已婚的。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发：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部分人要在他们打工的过程中解决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

4、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代农民工要高。但普遍也只有初中学历

我小组成员在对xx区xx镇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时，随机对他们的学历进行了询问。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们得知他们大多都只有初中学历，很多人都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外出打工。也有部分是在高中或中专毕业以后外出打工的。甚至也有部分人是在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的。

5、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但人存在很多缺陷。

【第7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现状的调研实践报告

新生代农民工现已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xx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1、新生代农民工的队伍日益壮大，逐步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据xx区相关数据显示，目前xx区的常住人口有80余万，其中外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来务工人员的60%。计算后约为12万。作为一个工业强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的特征越来越凸显出来。

2、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普遍在20岁刚出头。

据实际调研时随机询问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他们大多都是20几岁。在随机询问的这部分人群中年龄最小的为16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26岁。多数都是在初中刚毕业就外出，开始他们的打工生活。计算他们在外出打工时的年龄也只在18岁左右。

3、新生代农民工中多数都是未婚。

在xx区接受调研的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中，高达将近80%的人都是未婚的。而据国务院研究室在2022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80%以上的人都是已婚的。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发：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部分人要在他们打工的过程中解决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

4、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上一代农民工要高。但普遍也只有初中学历

我小组成员在对xx区xx镇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时，随机对他们的学历进行了询问。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们得知他们大多都只有初中学历，很多人都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外出打工。也有部分是在高中或中专毕业以后外出打工的。甚至也有部分人是在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22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但人存在很多缺陷。

据本次社会实践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接受调研的这部分人群中多数都有较高的维权意识。在对与自己的合法利益上，很多人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不允许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

我实践成员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是否希望加入工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请求工会的帮助的调研中。调研数据显示，有58%的人都是非常希望或者是比较希望加入工会的。只有约20的人不希望加入工会。

但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维权机构是否了解的调研时，很多人都表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求维权机构的帮助。即他们在实际条件下并不知道如何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统计数据显示，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只占到了约14%。有一半以上的人持并不了解的态度。

6、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未来有更高的期望，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技术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更期待未来的发展，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创业的梦想，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轨道也有一定的规划。与第一代农民工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我小组调研数据显示，在接受调研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有将近80%的人希望在打工期间，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的机会。

7、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状况十分单调。

杭州某记者曾对在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进行过调研。在他调研手记中有一段话揭示了一类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他在手记中写道：没有电视，每天晚上陪伴他的只有手机。“我每天晚上就上网看看电子小说，5元钱可以包月。看到9点多就差不多睡了。因为早上7点多就得起床，睡晚了怕起不来。”

我小组成员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有超过60%的人的业余生活集中为看电视和上网。杭州有很好的旅游资源，而且很多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很少会去类似于西湖这样的地方转转。问及原因，他们都说没有时间。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里，他们多半的选择是在家里睡觉、看电视或者去上网。平日里他们也就是玩手机或者就是看电视。

心理压力现状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烦躁现象主要为有时烦躁。

我小组成员对xx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烦躁现象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如图：

由图中反映的现象可以看出，xx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象还是存在一定的潜伏性的。据调研过程中的了解，这种潜伏性主要还是表现在工作上。

1、在工作时间上，普遍单位的工作实践都超过了八个小时。超过部分的时间主要表现在晚上加班上。很多单位，早上都在7点半上班，中午的时候基本都在11点半下班;下午在12点半上班，傍晚4点半下半。但在晚上，很多单位都会在5点半左右上班。知道晚上9点以后下班。很大程度上，员工的上班时间都普遍在12个小时左右。

就在我小组调研当天，对工人的上班规律的观察可以发现，很多都在吃完晚饭就会前往车间，开始晚上的加班。我小组的一成员在对一员工进行问卷调研时，他委婉的谢绝了我们的调研。他的原因是：对不起，我上班要迟到了。

但在我们做调研的问题中有关于是否对加班补贴满意时有一半的人都表示不满意，只有14%的人表示满意。

2、在高温补贴上，普遍单位的员工对本单位的高温补贴不够满意。在调研过程中，我小组成员随机询问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所在的企业对于高温补贴的情况，很多都以一种摇头的态度来回答。有的甚至不知道高温补贴是怎么一回事。

夏季本身高温炎热，心情十分容易烦躁不安。企业不完善的高温补贴制度容易导致员工的不愉快，甚至会引发企业内部的不安。难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企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不完善的高温补贴制度也可能是导致企业员工情绪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企业员工对企业的高温补贴满意程度数据统计如下：

4、上班时间长，导致没有时间从事娱乐活动。

我小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询问了员工的业余时间，他们表示：一般情况下每周的休息时间为一天。在这一天的休息时间里，他们多半不愿意出去玩。他们多半的选择是在寝室里睡觉或者是看看电视。最多的也就是去找老乡一起去聊聊天，或者是去附近的网吧上网。除非要买一些东西，否则他们不会特意去镇上或者是杭州市区玩。因为，平日的工作太累了。难得有一天的休息，他们也更希望用来好好的休息，而不是出去玩。

在平时上班的日子里，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每天依然只是车间——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时间来寻找其他的业余活动。忙碌了一天之后他们也总是洗完澡后拿着手机看看电子小说，或者直接睡觉。

5、外出打工的年龄小，期望高、吃不了苦。

我小组成员在调研了解中发现，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多半都是20岁刚出头。多数都 是在初中刚毕业就外出打工。有的是辗转了广州、深圳之后来到了杭州。在他们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是一种踌躇满志的态度。他们希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能够积累一定的资本，人后自己当老板。但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他们感觉到了畏惧。

在外出打工的这群人中，多半都是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对于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所以，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数人的选择是寻找老乡来倾诉。他们找不到其他科学的方法了宣泄心中的压力、烦恼。

6、他们多数都是未婚人群，结婚给了他们很多的压力。

由于他们外出打工的年龄小，他们在打工的时候要解决找对象、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年小的他们在没有准备好要结婚的时候就要他们去结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要生子的时候就要他们去生子。这又是现实与他们的理想形成了一种逆差。然而，现在对结婚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打工者没有足够的能力负担起结婚所需要的费用。更何况，他们向往的是城市人的生活。

7、他们向往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我小组成员在调查中发现：在这部分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希望能够融入到城市人的生活中的。调查数据显示，有44%的人正在计划在杭州长久工作，有10%的人想过在杭州长久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迫切的希望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但是又由于户籍的原因是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跟城市人一样的保障。我小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一半的人持想加入杭州户籍的态度。我们也对不想加入杭州户籍的人进行了询问，他们表示，要加入杭州户籍，太难了。户籍、学历等等，太多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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