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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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毕业论文：《开放教育法学多元化毕业论文研究》 篇一

摘要：学员参加国家开放大学、省级法学团体或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法学论文评比，获得奖项，获奖论文可以转化为毕业论文。

关键词：法学；多元化

1999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明确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工作。2012年7月31日，国家开放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国家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组建国家开放大学，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定，是中国开放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经过十五的发展，开放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2013年9月，全国电大系统开放教育注册在校生达到369万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写明国家要“办好开放大学”。[2]国家开放大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重组与升级，国家开放大学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教学内容改革和学习评价。作为国家开放大学重点专业的法学本科也面临着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其中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取消还是要加强[3]，是全员参与答辩还是部分参与答辩，是保留单一传统论文形式还是向多元化转变，成为国家开放大学系统内法学教师日常教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的问题。

一、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开放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的现状

毕业论文写作是开放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专业素质，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必要步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规范毕业论文的写作和指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2002年5月出台了《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意见（试行）》。

1、毕业论文基本要求。选题必须是法学专业范围，不能用专科毕业论文替代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形式必须为学术性论文，不能用法学案例评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法律工作总结等其它形式。毕业论文正文字数必须在6000字以上。毕业论文选题不能太集中，本科阶段课程内容选题要高于总选题的30%，选题要同我国司法实践相结合。

2、指导教师资格与职责。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必须由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写作水平高的老师担任，一般选用中级职称或是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员。本科毕业初级职称的教师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资格担任本科论文指导教师。本科毕业工作五年以上的审判员、检察员、律师也可以被聘为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学生选题，资料收集、写作方法的运用、文献检索、写作提纲的拟定、督促学生按写作计划完成初稿；论文初稿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对论文定稿进行成绩初评，书写评语。

3、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开放教育法学本科学员须全员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组由3人组成，答辩主持人须具备高级职称，答辩组由电大教师和外校答辩教师组成。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成绩的认定除了要看毕业论文的本身质量外，还要看学员现场答辩的情况，通过答辩来检验论文是否为学员本人完成。成绩分为不及格、及格、中等、良好、优秀五个等第。优秀人数不得超过参加答辩总人数的20%。

（二）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考核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计划中学术训练课程缺失。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没有论文写作课程，课程考核方式也都是考试形式。学员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缺乏论文写作的能力。学员不知道如何收集资料，不知道如何撰写研究综述，不知道论文的布局谋篇。虽然有开设《法律文书》课程，但讲授内容为司法机关、公证机关、仲裁机关法律文书的规范和要求，并非学术论文技能的训练。

2、毕业论文表现形式单一。毕业论文只能写学术型论文，导致部分学术功底差，但实践经验丰富的学员兴趣不大。学术型论文需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格式，束缚了学员的手脚，难以调动学员的写作热情，不能充分发挥学员的经验优势。

3、毕业论文答辩过场化。答辩过程中有一部分学员答不出来答辩教师提出的问题，部分学员法学基础知识欠缺不能很好的回答提问，但为了能让毕业率达到一定的比例，答辩主持人往往会放宽答辩要求，一个班级只留下一两个最差的同学不通过，其他同学即使再差，也送个及格分数。导致整个论文答辩过程不是很严谨，学员认为通过太容易，不能够引起学员的重视，不利于论文写作质量的提高。

4、存在抄袭和购买论文的现象。开放教育学员因为没有时间或是因为能力不足无法按时完成毕业论文，但为了毕业，就去网上抄论文或是花钱买论文，助长了不正之风，构成了学术腐败。

二、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为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电大开放教育法学本科过去是同中国政法大学联办，在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等环节受联办学校的制约。2012年国家开放大学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揭牌成立。国家开放大学可以设置本科专业，按教育部规定，首批设置本科专业为19个，这19个专业有独立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其中就包括法学专业。国家开放大学可以自主设定教学计划，决定毕业论文的形式。可以说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为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二）国家开放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也需要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

开放教育的教学具有开创性[4]，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多元化必将更加适合成人学生，更符合开放大学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应用型法律人才，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具有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法律纠纷。[5]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更有利于学员将法学理论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对学员的职业技能的提高更有帮助，更有利于促进知识向技能的转变。

（三）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有利于法学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

电大系统的法学教师在学历、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上和普通高校的教师都有一定差距，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也有电大系统自身的原因。省级电大以下的法学教师无法兼职从事律师职业，导致这些法学教师无法代理案件。电大系统组织的法学教师业务培训数量也不多，省级电大的老师还有机会参加培训，基层电大法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参加培训。一所基层电大，法学教师只有一两个，教研活动很难开展，在教学压力不大的情况，教学技能很难提高。如果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将促进促使教师知识更新，并提高法学实践能力。

三、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多元化改革的尝试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理论法学及其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功能》 篇二

将法学学科体系作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极划分，是西方近代以来就有的划分法，但这种划分似乎很难囊括法学的所有学科，比如法律史学，把它纳入理论法学或者应用法学都有些牵强。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给法学学科作了多极划分，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和兼容性，对理论法学的属性及其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对理论法学特定功能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关键词]法学学科体系；理论法学；法律史学

一、理论法学的学科属性

很多学者使用“理论法学”这个概念时所指向的基本内涵是，以探讨法学的基础理论、一般理论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学科，与之相对应的是应用法学或者就是指部门法学，这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就出现的对法学学科所作的两极划分。两极划分的缺陷十分明显，就是很难把法学的所有学科都囊括在内，比如法律史学和国际法学，它们似乎既不属于理论法学，也不属于应用法学，把它们纳入任何一个阵营都显得有些牵强，而两极划分后理论法学到底包含哪些学科，其外延是哪些，学界也没有定论。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对理论法学所包含的子学科作了大致的列举，认为其包括法理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心理学、法史学、经济法学等，“近世以来，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至为兴盛。大别之，可分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二者。理论科学又可分为法理学及法经验科学。法理学中最主要者，厥为法学方法论及法目的论学二者；法经验科学中最引人注目者，则为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心理学、法史学、经济法学等。而应用科学则以法学及社会政策学为主”。这种列举基本囊括了理论法学的所有学科，并且把法律史学也纳入了理论法学的范畴，但两分法划分的缺陷依然存在，比如国际法学还是被排除在外了。

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把法学学科分为五个子项，分别是理论法学、法律史学、部门法学与国际法学以及不属于这四类的统称为法学其他学科，以学科研究的具体对象这样相对独立并排他的属性作为标准进行多分法划分，使得法学的各二级学科之间有了相对清晰的分隔；同时，这种划分使法学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开放形态。我们看到，作为一级学科的法学，除包含理论法学、法律史学、部门法学和国际法学之外，还包括“法学其他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的理论法学、法律史学、部门法学和国际法学除列举出各自隶属的具体学科外，都拾遗补缺地增加了一个子项：“理论法学其他学科”、“法律史学其他学科”、“部门法学其他学科”、“国际法学其他学科”，因此，此种划分使得无论是法学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均表现出对已经出现的新型学科以及将要出现的潜学科的接纳姿态，为学科群的持续发展准备了空间，也保证了此标准的持续适用性。因此我们说，尽管此表制定的时间较早，但对法学学科体系的划分反映了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符合学科分类应具有的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展性等要求，应作为我们明确理论法学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地位的主要依据。

依据表中对理论法学子学科的列举，主要有法理学、法哲学、比较法学、法社会学、立法学、法律逻辑学、法律心理学及理论法学其他学科等，对已经列举的这些子项进行分析，可以分四个层次：其一，法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由法理学和法哲学构成；其二，对专门领域理论的探讨，这是立法学所构成的一个层次；其三，运用特定的方法所形成的再生学科，如比较法学；其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如法社会学、法律逻辑学、法律心理学等。这样，理论法学成为一个集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专门理论和方法理论以及交叉学科为一体的法学综合学科群，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基础性、一般性、方法性和交叉性。因此，理论法学表现出以下属性：第一，如果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集理论与运用于一体的整体，那么理论法学在这个整体中的属性表现为它是理论法学而非实践法学，是实践知识得以产生的理论而非直接的实践理论。第二，如果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理论贯通的整体，那么理论法学的属性又表现为它是法学的普遍理论而非特殊理论，其所有的范畴和命题都涉及所有法律内容而并不单单局限于回答某一类法律现象的问题，但任何一个具体法律问题的回答都必须以这些范畴和命题为前提和基础。第三，理论法学是宏观理论而非微观理论，以整体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法律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是单一法律的运行，着眼于各个具体法律部门及法律体系中的共同理论的一种宏观总结与思考，因此它构筑的是整个法学体系的宏观理论框架，营造的是一个疏阔的理论空间。第四，理论法学还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理论，它从具体中抽离出一般原则和规律，并将时代的精神和理念贯注于法律中成为法律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理论法学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使命，应以抽象性作为自己的目标，关注于法的根本性问题，注重法的精神的培育和法的理念的表达。并且使这种精神和理念成为整个法学体系的内在灵魂和整个法律体系的精神支柱。第五，理论法学还表现出交叉性的特点。如果法学学科体系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各种学科表现出诸多关联并因此而呈现出开放形态，那么这种关联的理论连接主要依靠理论法学来实现，开放性形态也主要依靠理论法学来成形。任何一种学科理论要走向深入，必须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构筑与其他学科贯通的桥梁，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扩大学科研究视野，来充实、丰富和完善本学科的理论。比如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把法经济学、法语言学、新闻法学、网络法学、科技法学等等新型交叉学科都纳入理论法学的范畴，为理论法学也为整个法学体系注入新的生机。

二、理论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功能

针对以上对理论法学属性的概括，我们来展开对这个特定学科群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功能分析：

（一）理论法学在知识上的贡献

西方学者克里施曼的这句名言常被引用：“立法者修正了三个字，整个藏书就变成废纸一堆。”由于许多法律问题受到时间及空间上的限制，一旦时空发生转变，这些法律随即消泯无迹。于是有一些西方学者拒绝承认法律能提供知识上的贡献。笔者认为，克里斯曼的标准只能说明法律知识的时事性、适宜性、易变性，而不能否认法律的知识性；并且用克里施曼的标准来否认理论法学的知识性似乎更难，因为理论法学并不随着法条的变动而更易，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理论法学

确定的是法学体系的框架，这个框架一旦建构起来，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普适性，可以作超越具体情境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理论法学比部门法学更具有知识的恒久性和超越时空的学术性。

更显而易见的是，理论法学使得法学体系表现出延展性和开放性，将法学的视域不断扩大，也将法学的边界不断伸张，比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一些交叉学科，将与法学密切关联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都纳入法学的领域，因而直接增加了法学知识的总量。如法社会学，“法社会学对法律现象的研究不是集中在其法律特征上，而是集中在其社会特征上，为我们研究法律现象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不是运用法学研究的分析和解释规范的方法，而是运用社会学方法，为我们研究法律现象打开了一个新视角。”“法社会学实际上是把法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方面分析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和效果。”法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构成内容，法是社会的产物，同时社会从某个方面看实际上又是法的编织物，法网生于社会又笼罩社会，人生于社会，即罩于法网之中。所以，法与社会密不可分，法学研究也必须从法观照社会，从社会观照法，法社会学应该讨论法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从社会的角度和范围来研究法律，不仅为更深入准确地分析法律提供了更广泛的材料和背景，而且拓展了法学知识本身。

再来看看法经济学。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看，法经济学将自己定位为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用理查德·A.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显示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哲学”的色彩有所突出，一些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法学、哲学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更具根本意义的法律制度框架方面，从而推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法理学”运动。因此，法律经济学给法学带来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更新和发展，给法学带来的也是全新的观点和理念。

再比如科技时代出现的科技法学，网络时代出现的网络法学，都是应时应运出现的新型法学学科，这些学科的出现使理论法学也紧随时代的发展，并将法学带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二）理论法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

心理学家赫根汉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研究对象就像是漆黑房间里一件不能直接触摸到的物体，研究方法则是从各个角度投向该物体的光束。每个学科都会发展出一些方法，用以对这个学科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进行反省。我们说理论法学对法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理论法学本身以法学方法论为重要研究内容；其二，理论法学对其他法学学科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

法学方法论是理论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将法律作为认识的客体来研究并形成法学学科，可以说就是理论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律是什么？法是如何被创制的？法律如何被认识？围绕这类问题的回答就是法理学的内容，也是法学方法的初步展开，对这些方法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结构化的归纳和总结，就形成了方法论，对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就是法哲学的任务。比较法学、法社会学、法律逻辑学、法律心理学等等交叉学科的建构首先是方法的建构，运用他学科的方法来审视本学科的问题既是本学科方法的突破也是本学科理论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法就是理论，理论也就是方法。

我们说理论法学对其他法学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是指理论法学所创设的方法理论对其他法学学科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法学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学学科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方向甚至价值标准。比如，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开始兴盛，新方法的引入打开了传统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很多桎梏，甚至刷新了传统法学的格局、结构和价值体系。下文我们作些简单分析。

法律经济学在方法上的特点之一就是引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一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阐述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理由时指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据此，“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现在也成为部门法创制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和涉及的。另外，激励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分析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在法学研究中，如果用其来分析法律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部门法律的研究会有突破性进展。据波斯纳所作的具体分析，传统的英美法学研究主要是考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而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事前研究”，因此，它必须注重分析随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例如，法律经济学在讨论由于合同条文的不明确所产生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偶发性风险分摊问题时，之所以要确立一种规则：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担这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警告未来的签约双方法院将利用这个规则来分配不履行合同的损失，从而利用这一法院确立的规则来促使未来的签约双方设计出对损失风险作出明确分配的合同，促进经济活动效率的改善。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即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效率”问题。如果用法律经济学的“效率”标准去分析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正义”，就可以使这类在传统法学研究中一直难以清晰界定含义的概念变得明确起来，而实证研究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问题，或者可以说，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适合于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问题，包括对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测各种可供选

择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可以更好地说明，法律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实证研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 m.haoword.com “精确化”，而且使得这个在法学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问题——法律效果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三）理论批判和创新的功能

理论更新和发展的过程包括反思、质疑、批判和创新。反思，顾名思义，就是复而思之，反过来而思之。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哲学方法，反思的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理论法学具有“反思”的功能，那么当推法哲学来承担。法哲学秉承哲学的“反思”方法，以反思的思维方法不断地更新法学的思维，深化对法律的认识，引导人们的法律实践，可以说是法哲学当然的使命。反思之后是质疑。如将反思方法运用于部门法研究，首先，是在充分认识现有成果的同时，对部门法的概念、理论和原理等保持怀疑态度和质疑意识，对部门法的统一性、一贯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法规范和体系作出大胆的怀疑和设问。其次，怀疑之后，就是批判。如果说怀疑和质疑带有消极性，批判则具积极性，批判是肯定中的否定，是积极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经过深刻批判的理论才是经过检验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和说服力的理论。最后，批判的目的就是创新，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和对待人类已经形成的全部法律思想，对待每一种法律观点，每一种法学理论体系，每一个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通过敏锐的批判达到深刻的理解，最终实现理论的更新和升华。所以，反思、质疑是手段是过程，创新是目的和结局。创新理论意味着理论更加接近实际，理论更加适应实践，实践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社会处于全面法制变革和转换时期，更要求充分发挥理论法学的批判和创新功能，推动法学和法制与时俱进。

（四）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的功能

当人们追问一个事物的意义和目的的时候，人们就是在寻找价值了。价值经常被定义为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在法学领域，价值的存在形态往往表现为安全、福利、知识、声誉、德行、人权等一般人所希望得到的，运用一定的价值准则去评判、衡量某种事物或状态就形成了价值判断。从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是一种价值准则，因为它作为一种规范必然会要求人们做出某种行为或禁止做出某种行为。在这里，前一种行为被认为是正当的，是有价值的，后一种行为则被认为是非正当的，是无价值的或负价值的。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一定价值的手段。也就是说，社会中所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都是一种进行价值选择的活动。当立法者们为人们确定权利义务及其界限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力图通过保护、奖励和制裁等法律手段来肯定、支持或反对一定的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一种在立法者看来是正当或理想的状态。当一个法官在解决法律纠纷时，他实际上就是适用法律所提供的价值准则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作出权威性的选择。正因为法与价值之间有着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价值分析就不能不成为法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项任务必须由理论法学来完成，因为部门法直接指向现实，当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困境需要得到解决时，部门法就容易陷入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倾向，而无法作出客观的价值分析和评判，因而极易导致法律偏离本身应有的价值，也容易忽视甚至扭曲普遍的公平正义的价值，此时只有理论法学能承担起价值分析和评判的责任，校正被扭曲的或被忽视的价值标准。

上述对理论法学功能的概括是以法学学科体系的其他二级学科为参照系，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的功能来进行的。当然，在理论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并没有截然两分的鸿沟，所有的分类仅具有分类学的意义，理论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的分类也是如此；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任何理论也都需要面向实践，法学更是如此。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篇三

一、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主题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第一，准确得体。毕业论文题目应当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第二，简短精炼。毕业论文题目用词应当精炼，如果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可以通过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

第三，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命题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第四，醒目。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所产生的效果差别很大，

二、中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

1、内容提要（摘要）

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

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第一，使指导教师在尚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就能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第二，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因此，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使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内容的要点。内容提要一般不超过300字。

2、关键词

关键词是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而提出来的，位置在内容提要之后。关键词选得是否恰当，关系到论文被检索和被利用的机率。关键词一般不超过5个。

三、英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

英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是将中文内容提要（摘要）与关键词的内容用英文予以表述。

四、正文

正文字数以8000字左右为宜，不得超过10000字。

五、注释

注释统一用脚注，一般不少于10处。

六、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资料，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组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二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参考文献不得少于8种。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篇四

一、律师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并非专属于律师职业，关于什么是律师的社会责任，有人做过调查，有人认为是律师作为“法律人”的人格责任；也有人认为是律师的法律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应搞清楚社会责任的概念，才能在律师职业中更好的履行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在现阶段要想给予律师社会责任一个准确的概念是很不容易的，但本文认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应该做以下的定义：律师的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外的、在道德范畴内所要求律师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责任。本文从律师社会责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特殊性去考虑具体内容，故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二、进行法制宣传推动立法活动；第三、促进法律文化建设；第四、维持社会稳定。

二、律师社会责任实现中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主要包括现阶段存在的法制障碍和社会障碍。

（一）法制障碍

中国律师，和全球的同行一样，与生俱来地带有一项重大的任务，即用持有的权利（不管有多小），去限制那个时时都会产生坏东西的好宝贝———权力（不管有多大），说得精确点，哪里有权力的滥用，哪里就应援用权利予以制约，借以体现制度平衡的作用。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当权力与权利相撞时，现实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深圳“九二零”大火，烧出了陈某“玩忽职守”案。案发时陈某正在休假，闻讯急奔现场，组织救援，甘冒生命危险，亲临前沿，为及时灭火减少损失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旁人看来陈某当之无愧为救火的英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勇士竟被控“玩忽职守”，判刑六年，沦为冤案。案件发生在某俱乐部，因为演员表演节目时失误导致歌舞厅引发大火。经调查，这所歌舞厅消防验收尚未合格即开业经营。

检方和法院一致认为“陈某是消防中队辖区内防火监督的第一负责人，对安全隐患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因此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致使该俱乐部在未通过消防验收的情况下，长期违法经营，而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上面论述大体符合事实，但结论太过于武断，凭空指责陈某“未完全履行职责”，于是“存在失职行为”。并且“未采取整改、责令停业等措施”不属于陈某及其单位的职责，因此更谈不上“玩忽职守”。陈某是消防功臣，曾因灭火救人重伤致残，而今却被指为“玩忽职守”，真是欲加之罪。

关注过这类案件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现如今社会公平何在？事实何在？我们法律的经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体现在哪里？产生这类事件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法制还是不够健全，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去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人去滥用它，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约束，但我国现阶段这方面仍旧面临重重困难。

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实现律师的社会责任上，直接导致律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难以实现，只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法治国家，律师才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其社会使命才能更好的实现。

（二）社会障碍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有着重大的责任。但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其职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主要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障碍。首先，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律师有时候只顾追求过高的收入，而很少去从事公益事业。其次，律师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很少参与有关信访接待方面的工作，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矛盾的消除，进而导致不和谐的社会因素。最后，律师很少介入国家权力阶层，很少参与立法活动。律师是直接接触当事人的人，会更清楚的了解公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律师能够更多的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三、律师社会责任实现的若干措施

律师社会责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要想提出一个完整的构建措施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本文只针对现已有的问题加以探讨，在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同时，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首先，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律师素质是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基础性条件，律师的职业准入是律师执业的最初关口，因此要在其职业准入的这个关口把握和提升律师素质。不仅如此，适当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与社会公共利益从业规范也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包括：律师选用的标准要适当调整，“合格高素质的律师必须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满足这一条件，然后才是资格考试”。法律服务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必须要有专业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人去做这项工作，现如今，新律师只要有本科学历，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从事律师职业，那么，那些从上大学到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就一直学习法学的学生，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因此，本人认为律师选用的标准需要做一些调整，仍需进一步提高；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现在在基层存在法律服务工作并不少见，他们虽然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也不属于律师职业队伍，但他们除了刑事辩护与代理以外的所有的律师事务几乎都会涉及，并且在案件代理及收费几乎与正式律师无异，这其实是不利于法律服务市场管理的。如果说为了壮大法律服务队伍而盲目的去扩充力量，这更是对法律职业市场发展的一种阻碍。我们应该在壮大法律服务队伍的同时，更加严格规范律师执业资格。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规范律师职业市场，更有利于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

其次，完善律师职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律师职业管理体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监督和律师协会的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虽然在逐渐的进步，但完善律师管理体制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具体来说：加强律师职业共同体自治建设，虽然现在律师的从业有司法机关与律师协会的限制，但相比较来说，他们没有强大的强制力束缚，律师需要自治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提高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律师自治组织的存在不仅可以对律师进行监督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对律师更好的履行其社会责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完善律师自治组织的职权，律师自治组织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律师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保证，通过加强律师自治组织职权的合理控制和调整，使得律师队伍在社会中的整体素质、地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进而完成律师所要达到的特殊社会责任。

最后，把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律师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至今为止，恢复律师职业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正处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完善的律师文化，很多从事律师行业的人没有正确定义自己的工作目标，往往把追求名利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我们的律师文化道路存在偏差，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律师自治组织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真正做到规范律师行为，将律师的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律师自身评价的重要标准，律师自身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其价值的提高不仅仅是靠高收入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律师执业机构，应当最大限度的促进律师团队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可以使得律师事务所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点，不仅有利于律师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整个律师文化的建设也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篇五

前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恩格斯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共产党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这种保障的实质是采取各种方法来保持各阶级的均衡。”[8]由此可见，在市场已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法制建设必须从自由竞争机制的需要出发，寻求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或者共同信念。同时，还必须注重社会的公共性，培育民间自组织机制。这些正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个命题也提醒我们，尽管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词，但制度改革并非从“应当是怎么样的人”这个观念论前提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就是说，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益格局以及文化语境中来把握。尽管可以把公民从他们被镶嵌在传统秩序和关系网络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会带有历史的惯性。从这样的“现实的人”出发来推动社会制度的变迁，就可以扬弃社会契约型国家观与历史传承型国家观之间的矛盾，使得法律秩序能够摆脱个人与政府对立的内在矛盾。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恩格斯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斯大林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xx: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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