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十大趋势论文（新版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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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十大趋势论文 篇一

摘要:

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管理多元化背景下的员工队伍，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本文主要介绍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于全球员工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

全球化；全球员工；跨文化管理；管理沟通

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了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和全球化的到来，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不断发展，直接推动了许多国际化企业的形成。这使得企业内部员工结构日趋复杂，所以对实行跨文化管理和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坚持实施“走去去”战略，并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拓了国际市场，推动了我国企业国际化。许多企业开始进行跨国投资跨国并购，这也使得对全球化员工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要对不同地区的员工进行管理，必须要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才能更好的采取措施进行管理。主要是要注意以下几种环境：

一是政治与法律环境。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在不断变化，全球化管理者必须充分认识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差异。这主要包括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的稳定性，政府对外来经营者的态度，法律环境。

二是经济与技术环境。全球化的管理人员必须结合当地的经济技术环境制定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措施对公司员工进行沟通和管理。主要包括当地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情况，科技人员的素质数量等。

三是文化环境。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不同，政治因素一般带有强制性，而文化因素具有习惯性。管理人员要充分了解自己所处文化环境，才能更好进行管理工作。

二、管理沟通中存在的障碍

1.语言障碍语言沟通障碍应该是最常见和严重的障碍了。一般来说，由于英语的普及和使用范围较广，跨国公司母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英语，母公司的语言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子公司所使用的语言。但是语言本身具有复杂性，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沟通工具，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使使用英语，但各个国家的因为也存在一定差异，再加上许多跨国管理人员语言沟通能力差，这导致了文字的表述和翻译成了一大问题。在语言沟通中，比较鲜明的差异和障碍体现在对话的合理的方式和沟通语境高低不同，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这两方面有明显差异。

2.文化障碍文化差异也会影响管理沟通工作。众所周知，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在文化上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样差异性就是跨国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困难。例如，在公布一个坏消息的邮件中，英国人往往比较直接，开门见山提出坏消息，并乐于讨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结尾处表示道歉和遗憾。而亚洲的管理人员，在语言上则尤为含蓄模糊，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在逃避这个问题。这就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性造成的。

3.价值观不同不同地区的员工，他们从小所处的文化环境有所不同，导致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和世界观有较大的差异。例如，西方注重个人主义，东方注重集体主义；东方人注重稳定和谐，西方人追求变化；西方人往往不惧风险勇于挑战，东方人往往喜欢规避风险；西方人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东方人则注重为他人服务……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这些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员工在处理同一事件中有不同的方法，这往往也会成为一种沟通障碍。

4.认识障碍认识是指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认知，而这些看法和认知也会影响人们沟通和决策。例如，相对于亚洲和一些中东地区，西方管理人员往往比较尊重女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些日本经理人把女性看做管理工作中的累赘。

5.非语言沟通不同非语言沟通是指通过握手，轻吻，面部笑容，站立姿势，眼神交往手势等方式交流沟通。例如在美国人们有手势“O”表示可以，但在法国则表示零钱或者无用的东西，而在巴西则表示低级庸俗。由于非语言沟通方式的差异，也可能在不同员工沟通交流和管理工作中造成误会，从而影响管理沟通工作。

三、解决工作障碍的对策建议

1.尊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就是要尊重文化差异。文化具有多样性，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特殊性。企业管理沟通工作工作中必须包容员工的这种文化差异，尊重其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差异的不同，并不一定就会是企业管理沟通工作中的障碍。当然，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一问题，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会使企业充满活力和创新意识，对企业发展和管理提供不竭动力。

2.加强语言培训和学习正是由于语言沟通障碍的存在，使得管理沟通工作难以很好进行。所以，对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语言培训就变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得管理人员和员工上下级和同级之间可以更好的交流，必须对他们(特别是管理人员)进行语言培训。提高起沟通技能和能力，才能客服管理沟通工作中的障碍，提高工作效率。

3.加强文化培训要对公司的全体员工进行文化培训，使他们充分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使其可以更快的融入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这有利于加强员工和管理人员，员工之间的关系，使其可以更好的尊重其他人的文化背景，接受差异，从而创造更和谐的公司氛围。

四、培养全球化的管理者

要对全球化员工进行管理工作，培养全球化的管理者相当重要。可以借用麦考尔提出的培养领导才能的模型，这个模型指出，除了被培养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企业的战略和管理机制和最后想等到管理人员的才能都是很重要的关键要素。这个模型关键在于从目的出发，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目的和企业发展要求的需要，决定需要什么样的全球管理者，然后反推回去，然后选拔满足要求的管理者进行全球化的培养，并针对他们缺乏的才能，尽可能提供好的环境和内部机制去配合，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企业的全球化管理者。要在实践中，强化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一是招聘和选拔外国员工。为不同政治经济背景下工作的员工制定不同的薪酬制度和福利政策。为外派人员提供多种服务，例如提供后勤保障。

二是参与国外战略经验规划设计，努力使得公司在国外的管理工作得以顺利实行，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并向管理层提供有关决策信息。

三是分析当地的法律法规。

例如劳工医疗保险规定，劳动合同条款。保证公司能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四是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力资源组合趋势及当地劳动力教育水平。五是研究当地文化价值观与规范。例如，所在地区员工的工作特征，对待奖励的态度，同时了解当地公司和政府以及利益相关群众的关系。

目前，跨国公司的几种人员配备方法也十分值得研究和注意。

一是多元中心法。将每个子公司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给予它们一定的自主权，主要由当地人对分部实行全面的本土化管理，总部的管理人员也很少被派到国外分支机构工作。此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可以消除语言障碍，避免了外派人员及其家属人员对当地文化的适应问题，也可以减少文化培训课程的费用支出；可以使公司管理具有延展性；能为公司节省大量开支。

二是全球中心法。跨国公司从世界范围看待经营，以能力作为公司招聘、选拔和晋升的主要条件，不管国际、语言和地区差异。这可以使得有才华的管理人员遍布公司的国内外。采取此种方法的原因如下：高管人员的跨国经历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高管人员具备了较强的能力，可以随时从一个国家调配到另一个国家；管理人员具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能适应不同职务。

三是地区中心法。地区中心法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地区战略和组织结构。它采用局限性的手段雇佣大量管理人员。在特定的区域具有决定权，但也只是限定在这一区域内有效。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普及，使得公司员工结构文化背景多元化的趋势加剧。在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如果工作人员缺乏跨国、跨文化交流的技巧，文化差异的摩擦常常会导致管理者和员工、员工和员工之间的摩擦，这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增大公司内耗。解决文化差异，对全球员工进行跨文化管理是跨国公司面临的巨大挑战。跨国公司必须把文化的敏感性和技巧性结合起来，并且运用在战略和组织结构中。

参考文献：

[1]马春光著。国际企业跨文化管理[M].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晓萍。跨文化管理（第3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3]韩承敏。跨文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二

《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战略》

摘要：全球化是对今天国际体系的写照，以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为依托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紧紧的联系为一个整体。本文的思维将集中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应对战略，以对社会思维形成共鸣。

关键词：全球化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仍然盛行现实主义的逻辑，各个国家行为体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自然亦当如此。

一、政治战略

中国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资本积累。同时，中国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红色政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心一意抓生产，搞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堪称引领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并且，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拥有重大的影响和话语权。因此，作为

如此重要的政治大国，其所采取的政治战略要十分慎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战略要着眼于时代背景，要着眼于中国实际，要即顾及世界稳定与繁荣又关切中国主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并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以及自由化将世界牢牢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利益合成为一体。这样，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来看待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经不符合时宜。经济的相互依存要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和平的处理各类事务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世界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谋得共同的福利。着眼于“和平”这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对外政治战略要以维护世界局势的和解和世界的平等互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身的立足点。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些对外实践理论依据。对外“和平”的政治战略集中表现在我们的“和平崛起”战略上来。我国对国外经济技术援助不掺加任何别的特殊条件也是推动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发展”是另一个时代主题。发展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发展中国家，并即有自身的发展也有国际社会共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即要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要有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维持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从而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以及生产生活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带来帮助是对世界大发展的贡献。

二、经济战略

经济因素处于社会各个因素的基础地位，一切政治、人文等因素都是建立在经济因素之上的上层建筑。正是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制定好一个国际的经济战略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辽阔疆土和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大的内部市场。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底子薄负担重。考虑中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战略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首先，要继续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步伐，成功的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价格机制的主导性机制地位显著；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建成，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实践证明，中国至今所取得经济建设成就及社会发展所处于的状态是与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分不开的，而这些体制的改革是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不开的；伴随着中国今后更加深入的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必将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途径，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创造更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和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相辅相成发展。中国要想进一步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新的国际机制中把握好方向就要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其次，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制度的制定者，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叛者。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国家行为体无法拒之门外的客观潮流。经济全球化得主要表现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自由化是全球经济的集中写照。科技革命特别是近些年来的信息革命极大的加快了全球信息的整合，世界真的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技术加快了知识经济资源在全球的快速传播；世界经济的市场化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市场的一体化将“市场”这一个无形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应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正是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和市场化令世界经济自由化成为现实。实践证明，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先机，率先在科技革命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自身命运，推动了自身的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市场化，谁就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为自身赢得主动，令自身收益。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论文 篇三

《浅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

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

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

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

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公务员之家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

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www.haoword.com)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浅谈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十大趋势论文 篇四

摘要：

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无优劣之别，只是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具有不同的特征。普世伦理是一种共享的全球性道德理想，需要在全球各种文明中寻找思想的资源。中西伦理思想异中有同，各有所长，随着发展中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加剧、全球意识的形成，唯有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建成为可能。

关键词：

中西伦理思想；全球化；普世伦理

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觉察到它所带来的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问题：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人如何才能成功地“融入”今日之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何以才能够有效地应对以“普遍化”为追求的世界局势。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化，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

当今中西文化撞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冲突。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中国文化传统有把私利与公利相对立的倾向，基本上都是重义轻利、羞于言利。西方很少讨论人性善恶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更多的是强调抽象的人性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趋利避害以求自保[1]。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整体与个体，道义与功利，情感与理性[2]。这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重整体轻个体，它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中华民族共有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涵括其他文化的体系[3]。在农业生产作为人们主要经济活动的传统中国社会里，经济活动的简单化导致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人们以家庭的模式来建构国家。所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的模式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以重整体轻个体为基本特征。忠、孝是整体主义集中表现出的两个基本道德原则。个体附属于家、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中的实体。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隶属共同利益，这实际隶属于共同体的代表——君主。重整体轻个体的传统价值观也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而导致个体对整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弱点所在。而另一方面，整体主义价值观又使个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在民族危难关头又往往可以转化为以家族情感为根基的爱国主义。相应地，崇尚个体（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它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根本性质。西方很早就有了以交易行为的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自由、平等权观的观念，这成为重构个人价值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条件。这种个人主义主张在人己、群己、公私关系上突出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在西方人看来，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和个人行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个人主义是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历史形态，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恰恰是发挥天赋才能、迸发创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对维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以及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因其这种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个体中，塑造出来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继而伸张了人性之恶，使西方的个体独立性走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实质上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并非个人不遵从道德，而是其道德自身的危机，即个人主义的危机。

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从道义出发，把义与利、公与私对立起来，是中国伦理学的主要特征。这种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道德对于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价值和作用，揭示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及其倡导道德活动的意义。由于它过分重视封建伦理纲常，轻视物质利益，克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生活追求，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才能，助长了崇尚空谈的社会风气。西方人重视道德的功利性，重利轻义思想始终占据地位。在义、利关系上，西方是重利轻义，尽管他们强调分配的正义，选择的正义，但都是与利益直接关联的，谋求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这种义利观的长处是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现代化的实现。但同时又肯定义就是利，混淆了“义”与“利”的界限，使道德变成了仅仅是追求利益的工具。另外，西方伦理在肯定道德的功利作用的同时，过分追求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逃避了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作出的贡献，造成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危及社会。

情感与理性均为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理性主义，但是基于人性、人情基础上的情理。情为理先，由情入理，以理论情，情理融一。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然而这种亲情伦理极易形成排斥理性的泛情感主义，对事物的判断往往是以人情原则为最终根据而非原则或公道，这势必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人治”盛行而“法治”薄弱，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局面难以彻底改观。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西方伦理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式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所谓“理性”，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进而演变为认识能力。西方人在理性与感情之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纯粹的理性依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推理判断与反思，强调理大于情，寓情于理，主张公平竞争，不崇拜权威，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以迎合他人，为西方锻造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对民主法制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但对人的理性和独立性的道德设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促使西方在竞争中不断发展。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西方在竞争中矛盾与冲突接连不断。

这两种差异悬殊、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造成中西双方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因而中国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无优劣之别，只有特质上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现代性的还是东方传统的，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无法单独满足现时代的道德文化需要。中西伦理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类文化具有相似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普世伦理是协调人类行为的规范之一，当下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为各国不同的人群所认可。

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迟早也会感到绝望。普世伦理作为普遍的伦理规范，其建构需要从各个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正如布劳德所指出的，“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半是野兽、半是天使。”[4]普世伦理站在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为单元，在承认、尊重并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发掘出能够普遍适用和遵循的伦理准则，寻求“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普世伦理首先是各种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它以区域伦理为资源，而区域伦理又必然融入普世伦理之中。作为普遍价值的普遍本身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不是针对所有人并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即不是一种事实的普遍，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和归纳来验证的普遍性，而是一种价值的普遍，是一种表述上的应当的普遍。这类普遍性命题只能为特定的文化所认同，有时甚至只能为自我所认同[5]。作为普遍价值的最高形式，普世价值的建立必然受价值普遍性自身逻辑特性的限制，不能指望它在价值上获得很高的共识，而只能是少数的、低限度的。因而，这种普遍性是涵容着主体不同体验的具体普遍性，是一种允许接受和理解上有差异的普遍性。这也说明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低线价值，只能以降低它的下限来求得它的普世性：底线越低，普世性越强。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普世性的时候，才能找到普世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概括和凝结而成的、其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和积极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这些价值观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塑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精神培育，对民族的凝聚和社会的发展，都发挥过极其深远的积极作用，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普遍性，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些糟粕就否认它的普世性。中西伦理思想在不同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差异之中也有其相同性，普遍性的价值是存在的，是可以交融的，东西方文化最终在人的本性和基本的人生问题上是可以共通的。寻求“普世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传统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会有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趋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以及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6]。

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吸收中国伦理中重情感、重道义、重和谐的合理内核，剔除其轻理性、轻个体的局限；吸收西方伦理中重理性、重意志、重个体的特点，剔除其理性至上、轻情感、轻人伦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使普世伦理的构件成为可能，使真正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体系成为可能，实现现代中国伦理价值重建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玉荣。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西人性论的差异[J].学习与探索，2006,(6):42-45.

[2] 陈超。考量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与会通[J].新视野，2007,(3):52-54.

[3] 张立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85.

[4] C. D.布劳德。 五种伦理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28.

[5] 袁景衡，余艳。从普世性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7):184-187.

[6] 谭颖沁。中西文化整合与我国文化发展[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2):103-106.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论文 篇五

一、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五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各国在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在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的加快，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种利益与矛盾交集，作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要随之加以调整。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影响(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34个协议则是最具影响力、成员最多的国际公约，而且其基本原则都是为了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因此，人们常说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和象征。

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的数量日益增多、作用不断增强。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二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三是商法惯例日趋统一。近几十年来，国际商会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为统一的商事惯例，以便利跨国交易的开展。四是各国规制市场的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出现趋同现象。五是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新一轮多边谈判还将更多地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我国在加入WTO前后对国内经济法做了大量修订及完善工作，以便同WTO规则相一致。又如，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欧盟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必须与欧委会确立的相关法律原则一致，各成员国应将欧委会立法贯彻到其国内法之中。因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三)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作用加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法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教授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等国际立法的一个新动向。施耐德等专家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类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值得关注。一是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跨国公司为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则和标准包括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标准合同等，这些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及其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二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已在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实际上已成为所谓的国际“公认会计原则”(GAAP)，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与之不符，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三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多国公司迅速行动，建立了为保护国际生态环境服务的网络组织。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它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虽然上述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原则上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和律师所熟悉并广泛采用，因此事实上在全球通行，对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贸易方式及经营业态创新带来新挑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了生产、经营和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和手段。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交易方式和手段不断涌现并快速发展，这些从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等各环节均依托电信网络进行的无纸贸易方式是对传统贸易方式的一场革命，必然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涉及电子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等环节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均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五）与其他领域立法互动趋势加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整合的同时，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互动影响不断加深。从当前我国立法的情况看，涉及环保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涉及医药卫生的《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立法及修订完善过程中，国务院都要求这些法律法规必须同我国《外贸法》及WTO规则相衔接。从国际经济立法的情况看，虽然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海关估价、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都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所以均被纳入WTO多边贸易法律规则，它们互相影响和联系，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法整体，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二、高起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出现大量的统一规则，且其调整的力度和范围不断增强和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主权。同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立法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空间，有利于我国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高起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一）高度重视构建系统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这就要求中国法律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地应对人世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从国情出发，加强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民商法的相互贯通和联结，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与国际法紧密结合，真正建立起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为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社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人世以来，我国已先后完成了《商业银行法》、《外贸法》、《证券法》、《公司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的修订，制订并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保险法》等法律，《电信法》正在加紧制订过程中。此外，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著作权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专利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将原《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为《专利法实施条例》。在看到立法工作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比较薄弱和滞后。既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法，而且服务领域的单行法规也不完善。随着服务贸易国际化不断深入，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是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为维护国内经济和产业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并尽快制订规范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及业态的法律法规。

（二）灵活衔接、遵守、运用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履行人世承诺以及其他加入的国际公约、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或自贸协定，遵守有关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另一方面，应顺应全球化推动的国际法原则趋同的潮流，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参加的其他国际公约或协定的要求，继续梳理我国现行的有关经济法律制度，在国内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注重司法公正、透明度、国民待遇、非歧视、市场准入等原则的适用，使国内立法、司法及执法制度与有关国际规则相衔接。同时，要积极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把履行国际义务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利用多边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包括注重对其中例外原则的运用等，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等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订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订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订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订，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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