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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论文》

摘要：本文概略讨论了生态文明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意义。文明可以视为文化进化的一种存在状态，而生态文明表明了文化的观念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将增进文化的观念系统的生态化取向。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应当按照生态文明的思想及其多样性的、循环的和共生的原则发展。

关键词：文化；文明；生态文明；社会发展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关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在不同的时期总会遭遇到不同的社会发展问题。从一个广泛的背景上看，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总是与其自身活动的范围、强度以及认识能力等诸多因素有关。人类在当代所遭遇到的生存问题要远比历史上曾经面对的问题严重得多，因为随着全球的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攫取资源的速度和规模都是以往的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这与以前受到的环境压力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环境压力正在迫使人类不得不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调整人在自然环境中的行动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紧迫背景下，我们看到，“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试图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战略抉择，正在成为当前社会努力倡导和普遍化的一种主流意识。本文仅就生态文明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意义进行概略性的讨论。

一

我们首先从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意义开始讨论。一般而言，人们在使用“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时，通常在含义上并不作特别的区分，或者说，这两个术语经常是可以互换的。这种状况或许源自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第一个所给出的“文化”的定义。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的开篇说：“文化或文明，在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上，是人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 显然，在这个定义中，泰勒是把“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并列使用的，这就是说，“文化”等值于“文明”。然而，泰勒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人类学》中，把“文化”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阶段。泰勒认为，蒙昧阶段属于石器时代；野蛮阶段开始于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时期；而文明阶段则是从人发明书写技巧开始的。无论这种划分是否恰当，我们都可以看到，泰勒在这个划分中明确地把“文明”定位于人类的文化发展的某个特殊的阶段。毫无疑问，泰勒的这个划分将“文明”包含在“文化”中，只不过此时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

鉴于自泰勒以来的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总是以“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标志来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特别是如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 White)所说的那样，人是唯一的一个以文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动物。由此可见，“文化”这一术语是人这一物种所具有的一个最普遍的属性，因而它也就是一个涵盖最广的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还是在“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之间作一区分为好，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文明”看成是“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这种界定不同于泰勒所说的始于书写技巧意义上的那种文明。人是一个文化的物种，并依赖文化而进化。因此，人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为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人的文化进化的每一个不同的大的阶段，无论人们如何采用何种评价的标准，它都代表或反映了人类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存在状态即文明的状态。所以，人类所处的工业时代是一种文明，而石器时代也同样是一种文明。我们不能因为人在一个时期比另一个时期的存在状态显得原始和落后，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文明的范畴。

如果我们可以用“文明”表示人类文化进化的任何一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这就意味着，此阶段的“文明”便代表着人类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整体的存在状态。具体讲，根据泰勒的关于文化的系统观[4-5]，“文明”在整体上总是对应着一个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观念系统”这三个相互作用的亚系统所构成的文化系统。这样，我们当前所讨论的“生态文明”在时间上就对应着文化进化到今天的一种特定的存在状态，尤其是这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是以“生态”为其根本标志的。“生态”表明了人的智力活动发展到当代，人对自身与整个环境的关系及在其中的位置有了一个合乎理性的确认。这种确认并不只是我们在科学事实方面所作出的一个判断，同时也更是在价值方面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切地说，“生态” 作为今日文明的一个核心标志，它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构成我们的文化的“观念系统”正在发生着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或人的社会发展的整个价值体系及其取向正在发生变革。这一革命性的变革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将以一个逐渐“生态化”的价值体系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二

从生态化的文明语境上讲，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我们事实上面对着两个具体的基本问题：一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个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此产生两者的关系问题。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正在成为今天人类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我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任何一种困难。正如有的科学家指出的那样，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需要一个千年生态系统的评价体系，因为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维护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我们还缺乏把生态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进而与生态系统支持的人类福祉联系起来的理论基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讲，或从整体主义的生态学思想看，由于我们同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处在一种高度紧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人的社会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这个系统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为了人类福祉，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首先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确切地说，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显然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性。因为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如果不能够可持续发展，那么，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空话。

因此，在我们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时，从哲学上讲，重要的首先不是去寻找在技术的或操作层面上的进步（尽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首先要解决我们在观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适宜的人与自然的观念，才能引导我们真正走出一边发展一边破坏环境的怪圈。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之所以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句话，这种态度表现为一种本能或动物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正如我们可以在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思想发展中看到的那样，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了近代人们更是高举着征服自然的旗帜，向自然宣战。自然在人类的观念中，成了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成了可以随意宰割和驱使的对象，成了人们可以随意倾倒生产和生活废弃物的垃圾场所；成了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餐桌”。事实证明，我们人类关于自然的这些观念已不再成为支持我们的社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思想了。

幸运的是，人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哲学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哲学中出现的“环境转向”或“生态转向”，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转向使生态学的思想从一个狭小的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的范围内突现出来，开始上升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意识。哲学的“生态转向”表明了生态学的思想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极其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哲学中发生的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在观念系统的层面上更加深入、全面和科学地反省和审查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调整和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正确指导人的行动的观念，一旦一种观念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它就会转化成为人的正确行动的指导原则。所以，把那种适合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念转化成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行动的原则，在今天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明是以“生态化”作为其价值取向的，那么，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最终也都不可避免地将“生态化”作为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对于这个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它可以进一步地具体化为如下原则：多样性原则、循环原则和共生原则。

（一） 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在地球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和生命现象。多样性中的每一种类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时间的角度看，多样性是地球自然长期演化的结果，它们的生成、变化和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从空间的角度看，多样性成为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与稳定的基础。离开了多样性，我们这个世界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生命的活力和动力。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对自然的使用是必然的，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但是，我们必须把对自然的使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当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生命具有领悟和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时，它才算真正成熟。”而人之所以能够走向成熟，就在于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动及其后果进行不断的反思。我们逐渐会在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自然和对待自然。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多样性原则它所要求的是，我们应当在保持自然的多样性这个根本前提下进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多样性原则是我们合理地或科学地使用自然的一个正确的法则。我们不能以牺牲自然的多样性作为代价来满足现实的需要。因为多样性中的每一种事物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一旦消失也是不可恢复的。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平衡或稳定，就在于多样性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在使用自然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活动限制在多样性不被损害的前提下，我们应当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来使用自然，对于每一种生物，我们应当保持在一个物种的延续可以承受的水平上，使它们得到休养生息。例如，在一个有限的草原生态系统中，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味地扩大牲畜的数量，过度放牧，会导致草原植被的退化甚至沙化。事实上，由于人类在地球生态圈中的开发活动不断地加剧，已经使其不堪重负，有大量的生物种相继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还有许多动植物物种也行将消失。我们看到，被我们列入濒危动植物保护名单中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这种保护虽然表明了我们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增长，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使用自然的方面，实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于某一种或某些动植物的过度使用，都会有使之衰退和消失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首先必须做到自然的多样性得到保持和持续发展。

（二）循环原则

自然多样性中的每一种类型，尽管在地球范围内都是独特的、唯一的，但是它们却并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着的事物。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无不处在一个巨大的和复杂的循环圈之中。这种循环圈的形成是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也是各种事物尤其是各种动植物在空间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生生不息的物质循环和能量的流动，每一种动植物在其中都拥有自己的一个生态位。正是由于在各种无机物和动植物之间存在着生生不息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在地球表面才形成了各种复杂程度不等的生态系统，循环使存在于其中的每一种事物都能够各得其所。循环使它们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食物链和食物网，这种关系对于其中所有动植物的生存有着重大的生物学意义。这种意义表现为，只有在这种循环中动植物才能获得生存的条件，而这一意义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必须使之循环。只有循环，才能使生命从中得到它们所必需的食物和能量，同时，也才能使生物在得到繁衍生息的基础上为这个循环圈中的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的支持。循环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生态灾难，而这种生态灾难的大小，将会因一个生态系统的复杂和稳定的程度而不同。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人类的活动总是在循环着的自然中进行的。因此，我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循环的意义。为了保持这种循环能够健康运行，一方面我们应当保持循环在构成上的完整性，对于循环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过度地开发和使用，更不能使之消失；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保持生态系统在功能上的自净能力不受到影响。生态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对自然绝不可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把我们在自然中的活动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对这个循环圈做了什么，它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相关反应。

此外，我们从这种循环中还能够看到生态系统自组织地遵循着一个经济法则，这就是自然界中不存在废物。因为自然界中的任何一个生物种及其代谢物，都毫无例外地参与了循环，成了其他生物的食物和能量的来源。可以说，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既没有废弃物，也没有浪费。自然界的这种奇妙的自净能力无疑是我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时的一个学习或效仿的榜样。向大自然学习，这应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时刻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应当按照自然的运行规律行动。由于在自然中一切事物都参与了循环，所以，我们应当以符合生态的方式设计生产流程，使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所产生的“代谢物”都能够尽可能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和再利用。循环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所显现出的“循环的智慧”，来安排和设计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共生原则

在自然界中，每一生物种都是通过激烈的生存竞争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竞争是普遍的，也是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一个如此繁荣发展的生命世界。从物种的水平看，现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生物种在生存竞争中都是成功的，因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获得和发展出了某种有效的获取物质和能量所需的体质构造和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使各种生物种之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生现象。这种共生的现象和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根源于不同的生物种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是由生物种之间所结成的各种食物链和食物网而表现出来的。每一生物种在其中都占据着一个特定的生态位，一个生物种既是物质和能量的消费者又是物质和能量的供应者。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种是或能够以彻底消灭其他生物种的方式作为自己生存前提的。因为，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每一生物种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一个地方的某种生物种一旦大量减少或消失，就会导致以它为食物和能量来源的其他生物种的减少或消失等一连串的生态反应。生物种之间的那种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普遍而有效地制约着每一个生物种的规模或数量，使得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和共存共荣的观念，对我们来讲是必需的。综合多样性原则和循环原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只要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种存在着，那么，它就现实地构成我们得以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是约束我们在其中行动的规则。因为，只有当我们的行动满足了多样性和循环的生态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生物种的生存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保障。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虽然有了其他生物种不可比拟的强大的生存实践能力，我们由于这种能力使自己摆脱了荒野自然的束缚，我们以高度聚集的方式把自己与自然界隔离开，并且使自然成功地朝着人化的方向发展，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摆脱了自然，自然依然与我们保持着深刻和广泛的联系，不论我们如何相信自己控制自然的能力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无法真正摆脱多样性的世界由于循环而形成的相互依赖性。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性，才促成了整个自然界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世界景象，同时，也是需要我们真正去维护和珍视的。

四

生态文明的观念及其原则如何才能够真正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可能，从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普遍性来讲，这无疑是一个需要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系统工程问题。在这个观念转化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特别给予重视的，这些方面可以看成是观念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和社会资源。

（一）学校教育

对于社会，树立生态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和系统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业，也是一个需要从人的幼年时期就应开始进行教育的事情。学校是一个知识的传承和新观念传播的地方，它承担着为社会培育合格人才的任务，学校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各级学校应当主动、有目的和有计划地开设适合的环境教育课程。在高等学校中可建立环境教育研究机构，它既担负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担负学校内部的环境教育任务，同时也可以向社会开放，承担起社会公众的教育工作。学校应当充分意识到环境教育是培育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的人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大众传播

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它承担着信息传播、大众娱乐、社会教育和社会批判的责任。人们深刻认识到，多样化的大众传媒在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塑造作用，甚至可以说，随着我们的社会开放和人们思想自由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各种传媒的使用和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地加大。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对社会受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应当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大众传媒——不仅仅是那些环境方面的行业传媒——应当在环境教育、监督、警示和批评方面自觉地加大传播力度，例如，大众传媒可以开辟环境方面的专栏，系统地向社会受众传播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新观念；可以同环境保护部门合作，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披露那些造成各种环境污染的部门等，从而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三）政府管理

一个地方的环境状况的好坏，是与当地的政府对它的关注程度直接相关，也可以说，一个地方的政府的环境意识直接决定了当地的环境质量。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对当地的环境采取的是一种漠视的态度，那么很可能由于发展当地经济会直接地和现实地造成环境的破坏。有的不仅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同时也对所在更大区域或流域内的其他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事实上，这种严重破坏环境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对于一个地方的政府来讲，对它的管理的绩效的评价，必须把当地和被它所影响的地方的环境变化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同时也应当把它看成是衡量一个政府的主要领导是否称职的一个主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实行关于领导任职期内的环境评价制度。否则，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正常的生活将会由于对环境的漠视而造成巨大的影响。

（四）环境立法和执法

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的健康和安全，立法机构应当加快环境立法的速度和涉及的范围。有关环境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社会监督，它们虽然可以在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它们都还只是一种柔性的手段和方法，因为它们对人们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的影响，本质上并不具有也不能起到强制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环境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进而达到保障环境安全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加强，我们的环境立法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尤其是在环境执法方面，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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