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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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相关论文 篇一

《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争》

摘 要：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间的历史。本论文是从1840到1919这80年着手，研究的是这80年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几十年，可是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这80年却不容忽视。因为这80年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苦难的岁月，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这段历史，留下了许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甚至于中国近代起始时间以及以什么作为标志，学术界还存在多种说法。

关键词：中国；近代历史；开端之争

一、鸦片战争开端说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因为鸦片战争在很多学者看来，从鸦片战争失败就标志着中国国家地位开始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很合理的。虽然很多学者都赞同鸦片战争开端说，但是就鸦片战争具体开始的时间上，大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说

1839年发生了九龙之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战。另外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禁烟运动开始了，这标志着中国和英国正式进入正面的对立状态。第二个是英国政府通过了远征中国的议案。这就是1839年说。

(二)1840说

1840年6月，英国的海军少将曾率领远征军，在到达广州附近的洋面的时候。这事实上也就标志着中国和英国双方，从那一刻起就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学者们认为是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就是1840年说。

(三)1842年说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正式签订，随之而来，中国社会开始变化，国家地位也有了改变，这都是这一场战争结束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导致的。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近代的历史才真正开篇。这就是1842年说。

虽然鸦片战争开端说获得了大多数学者得认同，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说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置疑鸦片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这么认为：鸦片战争开端说，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假说，他假定中国社会，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变化。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讲，也就是会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学者们同样认为：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都取决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内层驱动力。也就是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中国社会经济会发生变化，但是社会经济怎么变化，变化的趋势又是什么，这个主要取决于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而实际上呢，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无论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还是从新的生产力因素方面来说，他们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除了这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鸦片战争开端说，他只不过是所谓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基础上的一个冲击反应模式。这些学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停滞不前、自我感觉良好的社会，就像死水一样。如果不加以干涉，让这个社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的话，中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就必须有一股外部力量对他进行冲击，他才会有所反应。

除了以上两种反对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这个鸦片战争开端说，还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不利于历史老师的教学。因为清朝历史被鸦片战争分成两段。讲清代历史的和讲中国古代史的，一旦讲到清朝中期就结束了，割断了历史的整体性。

所以这些学者是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的。

二、明清之际开端说

(一)1581年说

1581年也就是明代万历九年，这一年，张居正进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条鞭法。这条鞭法随之带来的是：意大利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这个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因此有学者认为，紧接着一条鞭法的确立和利玛窦来华而来的，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因为改革开放到现在还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他们认为把1581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是毫无争议的。

（二）明代隆庆帝开放说

在隆庆帝的继位后，隆庆帝推出了一个开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设立海城县。而且在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的时候，部分海禁也被开放了。在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过这一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骚扰，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也跟着快速发展起来。并且这时白银大量内流，白银的大量内流，就标着那个时期的银本位制基本得到确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这些学者主张明代隆庆开放，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是明代隆庆帝开放说。

(三)1644年说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清王朝从此正式开始。这个年份和世界近代历史开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从1640年开始。因此把中国近代史定于1644年，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这就是1644年说。

(四)1600年说

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把160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可以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此他提出了三个依据，第一个，他认为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汇合，实际上就是在16世纪。16世纪17世纪，欧洲人、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在中国的强烈活动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个强烈活动实际上也就是西方来侵略中国。第二个是以1600年为开端，他正好是与欧洲近代开始是相吻合的。第三个是1600年到1800年两百年间，中国内政的发展，外交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探讨，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明清之际开端说。

三、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说

最后一种学说认为中国近代的开端是：以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这个年代是1861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有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他们认为：只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形成了这种《北京条约》体系，才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真正地侵入了中国内地。同时也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统治造成了严重打击，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优越先进性，从而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最终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真正有意识的，改变固有的华夷之辩这么一个政治旧习，这么一个固有的观念，使得当时清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失守，这个安庆失守基本上可以说，它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第三个就是在1861年这一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实际上我们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开始。当然洋务运动的开始，大规模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第四个是1861年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通过这一个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他们认为把1861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好不过。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学者赞成鸦片战争说，有学者赞成明清之际说，还有学者赞成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说。可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从他们的争执中，可以看出历史在这个时期确实已经踏入了近代的门槛。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二

中国近代史所闻所感

（○）百年动荡 历史必然

自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有人类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生活在一个大“圈子”里。东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总之华夏民族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

这个圈子里的自然条件总的来说应该不算太坏，这是这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经验的积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渐地进步，曾经长时间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它的统治阶级也在一步步的进化和发展，统治阶级吸取前朝经验，越来越会驾驭臣民，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权制度越来越完善，作为一国元首的皇帝也越来越舒服。

时间不知不觉的溜进了十八、十九世纪。此时，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主要国家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学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取得的相当的成就，不可胜数的科学巨匠和文化名人实际上已经奠定的未来几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比较发达。所有这些发生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思维惯性中。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克服时空的局限，从而出现跨区域的交流。而此时的中国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和时期。中国王朝落后的文明，受长久的、陈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响至深的统治者和民众，面对先进的、充满欲望的外来者，注定要写就一段与以往不同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短评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战争具有特别的意义。天朝迷梦就此终结，乱世的序幕正式拉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清王朝恶梦的开始。

战争带来的是否全是坏处值得讨论。当然战争必然死伤，这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坏处。割地割出的香港现在仍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说不定仍默默无闻。此战后小农经济的瓦解，开始产生更先进的近代工业和手工业。此战后，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中国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长的自省和自强之路。

（二）太平天国运动短评

它是民众为主体的人民运动。虽然声势好大并一度如日中天，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各种对失败的原因的长篇大论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它宣布的一些纲领或条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夫一妇，女子不缠足，男子不考四书五经。如此朴素，人性的纲领反映了普通底层民众的淳朴的愿望，天真而美好的愿望，在当时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有的不太现实然而有的又真的实现了。

（三）义和团短评

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体现了普通民众中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不过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作为一个愚昧帝国的臣民，其必然也应当是愚昧的。

（四）洋务运动短评

洋务运动是以统治阶级中先进官僚为主发起的一场强国运动。“求富，求强”的口号体现了他们改革自强的愿望，但从这个口号本身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性——根本性的症结不清楚，根本性的东西不变，富强如何求得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是由较为复杂的原因导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很难克服的。对于这样一场运动应该给予极大地肯定。洋务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在改变社会风气，改善民众观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变法短评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其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明辨的思维，往往在思想和观念上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社会矛盾有较

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有相对更为明智的办法。从《海国图志》到《少年中国说》，这无不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渴望国家进步，富强的愿望。而戊戌变法就是知识分子为主发起的变法自强，救国图存的变革运动。

（五）孙中山短评

袁世凯确实是工于心计，颇具谋略，很有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当了一阵子皇帝。孙中山积极改革却经常不顺利，似乎孙中山在计谋上可能确实不如袁世凯。孙中山自己也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开拓未来，袁不如我”。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凯放着好好地总统不当还想当皇帝，这至少从现在的眼光看实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怀上，孙中山比袁世凯强。大丈夫“谋万世，不谋一生”，从这来看，孙中山比袁世凯有谋略。

（六）李鸿章短评

李鸿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鸿章文武全才，出将入相。对内兴办洋务，修铁路，造轮船，开矿，办纺织厂，发展近代邮电事业，支持戊戌变法等等。对外斡旋与列强之间，请外援，外交谈判。他俨然是大清国的大管家。

作为晚清的位高权重而又忠心为国的李鸿章实在是劳苦功高，即使是讨好慈禧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实行自己的政策，试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动。也许在他看来稳定的局势压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调停就调停，哪怕拉下脸来去求，哪怕暂时忍气吞声呢。正是因为类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背负卖国贼的骂名。当然不能说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为国着想，他是有眼光和远见的。不过也有局限性的，那就是不改变皇帝和太后的统治地位（笔者自己这么认为）。不知他是否想过反清，有人劝过他造反，他没有，似乎没有记载他对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为。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传统忠君思想影响太深，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个治国之能臣，可能他觉得反清太困难了，风险太大了，还可能是朝廷给了他太大的荣耀，他觉得皇恩浩荡了，还有可能是他当时老了，没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称大清国的裱糊匠，这比喻贴切而有些许悲凉。

（七）顽固派短评

凡是到变革时，受旧观念的影响深刻的人总要反对。观念的改变是最难的。那些顽固派也不是简单的人物，那些大臣们也是“饱学“之士。他们如此执着的原因（个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统治者长期教育的结果。他们用（修改过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读多了肯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读了一辈子古书，而且他们祖上祖祖辈辈读这些书，信奉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来大张旗鼓地要推翻这些，他们当然受不了。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实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个铁路都要极力反对，难道他们不知道火车比马车跑得快吗？实际上他们是坐井观天。那些顽固派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实践。他们不需要火车，因为他们不那么着急赶路，但是他们不知道战场前线上火车追着马车跑那十万火急的情形。

顽固派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实践或不关心实践的一种势力。

（八）爱国主义短评

爱国在和平年代里是不容易体现的，而在乱世则彰显得气势恢宏。中国近代史的这段杂乱的历史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事实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这一点都比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爱国的时代。我们颂扬谭嗣同，虽然他们与袁世凯慈禧这样的老奸巨猾比起来稚嫩和天真许多，但我们都称道他们而不称道袁世凯和慈禧。因为他为了变法改革不怕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应不应当效仿暂且不提，至少这种精神令人敬佩。面对列强进犯，不论是战是和，出发点是国家和民族，面对变法改革，不论变与不变，关心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国家的利弊。争论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发点是相同的。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方向对了，办法总是有的。

不论是抗击法国的清朝士兵，还是抗击英国的三元里农民，他们都是受了爱国主义的感召而不顾个人安危。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爱国这条道路上。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近代史画上了句号。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也象征地给近代史做了个总结：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

参考文献

（1）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4.1.

（2） 苏同炳。《清代史事与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 篇三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

[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 恩格斯 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中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殊品格，它决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决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指导着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发展。这中间经历了四个过程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没有解决或没解决好的新课题。 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世纪新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建设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理论洞察力，以新的视角深刻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发展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 篇五

[内容提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根据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档案及相关论著来看，赫鲁晓夫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的意图旨在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但是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同时，中印边界冲突还使中共中央对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认识。

[关键词]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分裂；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冷战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相关档案文献，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冲突在中苏分裂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中印边界冲突与几乎同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和冲突第一阶段的态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以及中，方的相关论著。由于刘晓回忆录和中方有关论著对赫鲁晓夫谈话以及讲话的记载和论述，对认识和判断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依据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和其他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赫鲁晓夫同刘晓的谈话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会谈及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离任的酒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视为苏联为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态。对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内容，在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们基本上利用的是刘晓的回忆录、中国官方编撰的有关外交史和中印边界→www.haoword.com←作战史等著作中的记载。刘晓回忆录除记述赫鲁晓夫两次谈话的基本内容外，还强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苏共中央10月14日为刘晓举行高规格的送别宴会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发了一场加勒比海危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记载，赫鲁晓夫当时说：苏联应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设置了中程导弹，以保卫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该书还记述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10月15日也“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对于苏联上述表态的意图，吴冷西回忆录中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写道：“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目前，俄国的有关档案已解密了赫鲁晓夫10月13日的谈话和14日的讲话记录；而从中国外交部现已解密的档案中，尚未发现记录赫鲁晓夫同刘晓这两次谈话的文献。根据俄国的档案，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的会谈中首先阐述了苏联对国际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立场。他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已在老挝、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印度尼西亚遭到了失败。苏联不仅没在反动势力面前退让，反而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向埃及的纳赛尔提供飞机，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提供潜水艇，甚至为这些设备配备了苏联军事人员。在古巴，苏联通过向卡斯特罗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鳄鱼的腹部”。赫鲁晓夫强调说：虽然这些都花费甚巨，“但我们还在这样做，因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对于中苏关系，赫鲁晓夫告诉刘晓：“我们最渴望的梦想就是排除目前分离我们的寒流，重新回归我们在1958年之前所拥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们两党有责任……建立一个坚如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共同阵线。”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赫鲁晓夫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诸如谈判、将部队后撤20公里等步骤，都是合理的，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场“是以发号施令为基础，然而边界争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的”。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印度人仅仅是“朋友”。对刘晓通报的中印边界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强调说，如果印度发起进攻，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容许有中立。中立将是背叛……我们将始终在一个阵营里，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欢送刘晓的酒会上，赫鲁晓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苏同盟中存在的问题，翻开两党关系新的一页。赫鲁晓夫再次告诉刘晓，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将在中国同印度的冲突中站在中国的一边。苏共中央领导人科兹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苏共中央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国档案资料同刘晓回忆录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记述加以对照，可以发现涉及到认识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有没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报有关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赫鲁晓夫同刘晓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解密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这两次讲话的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赫鲁晓夫告诉刘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及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的记载。过去虽有研究者认为赫鲁晓夫在此次谈话中不可能向中方通报部署导弹的情况，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推测。另外，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米高扬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开宣布美国将对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之后，才在10月23日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向中方通报的，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著作中所记载的10月15日。

另外，对于苏联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还可以从苏联部署导弹计划制订和实施本身进行相应的判断。由于整个导弹部署行动计划高度保密，苏联国内甚至都没有将有关情况通知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大使佐林。赫鲁晓夫显然不可能在苏联正紧张秘密部署导弹的情况下，向中方通报有关情况。而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的一个主要考虑是，他认为美国在11月中旬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这样，赫鲁晓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刘晓会谈以及米高扬15日会见刘晓的时候（如果米高扬在这一天会见刘晓的话），他们是无从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将会爆发后来那样的导弹危机，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时就要求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史实是：美国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导弹发射井的时间，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据u一2侦察机所拍摄的照片作出的判断。

既然没有可能谈到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那么，赫鲁晓夫这两次谈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业已解密的档案文献和相关研究论著，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还是想修补中苏关系，避免中苏同盟最终破裂。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中苏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给两党两国关系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并使得中苏分歧公开化。但中苏两党都不愿走向破裂，赫鲁晓夫还不断作出友好姿态表示其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在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赫鲁晓夫在1961年1月21日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战斗机的技术，并在中国建厂生产此种型号的战斗机。为帮助中国渡过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在1961年2月27日还决定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食糖。另外，苏联用硬通货购买中国的1000吨白银，以便中国使用这些硬通货向其他国家购买粮食。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对苏联的这些举措给予了极高评价。但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中苏两党关系由于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抨击而再度紧张，特别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发生的“伊塔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致命的伤害。因此，当中国向苏联通报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有可能采取“自卫反击”的时候，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如在边界争端这样的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的话，那么中国也肯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赫鲁晓夫此时的讲话，同后来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前以及冲突爆发后的第一阶段，赫鲁晓夫还在不同场合表明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从而也可较为清晰地认识赫鲁晓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我们对尼赫鲁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鲁晓夫在同以乔治乌一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进行会谈时，专门谈到了尼赫鲁的政策和中印关系。赫鲁晓夫表示：总的说来，尼赫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最近在国大党和反动势力的影响下，尼赫鲁似乎更加倒向帝国主义国家。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反动的。中国方面最近已建议将各自的部队从双方边界线上后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认为边界必须是“麦克马洪线”。赫鲁晓夫此次谈话的核心几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报》社论的主旨。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还谈到印度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他批评印共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指出南布迪里巴德的行为将导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诺沃提尼会谈时，赫鲁晓夫说，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不会变得更糟，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印度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同乔治乌一德治和诺沃提尼会谈时，古巴导弹危机已开始，赫鲁晓夫在此时依然表示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和态度。苏联在备忘录中说：苏联“完全支持你们通过谈判解决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的愿望。谈判会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尖锐化并为和平解决冲突制造气氛”。这样的路线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的。苏联支持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即麦克马洪线并不是已定的国界线。它是沉痛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题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普遍和平”的社论。社论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批评了印度共产党滑向民族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苏联公开表明自己立场、支持中国的标志。苏联在11月初还向中方提供有关印度的情报。契尔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报了赫鲁晓夫与尼赫鲁的通信，以及苏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情况等。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示好，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此时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两党自1959年以来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因此，毛泽东在听了刘晓的汇报后决定暂不答复苏联。在刘晓离任的七个星期后，中国才派出前驻印度大使潘自力担任新的驻苏大使，而这一阶段恰好是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期。契尔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见毛泽东，但都未能如愿。除在10月20日向契尔沃年科通报边界冲突爆发的情况后，中方极少再向苏联通报有关情况。对苏联要求中方解释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的请求，中国也只是笼统告之：这段传统习惯线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苏联在边界冲突爆发后没有立即表态感到非常不满。章汉夫10月24日，在接见朝鲜驻华使馆参赞时说：“谁在侵略，谁拒绝谈判，谁进攻，谁搞颠覆，都是印度。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了解真相，了解中国的立场，支持我们，我们表示感谢。苏联报纸至今一字未提。”《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并未引起中方进一步的反应；《人民日报》在转载《真理报》社论时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长支持中国的讲话和北朝鲜支持中国的声明之后。《人民日报》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论，也早于《真理报》社论几个小时。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随后，《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发表的《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中，虽然批评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但同时意在抨击苏联同印度这样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国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国省、市、自治区发出的通知中特别指出：“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揭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撕破了尼赫鲁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反人民的阴谋，同时也使赫鲁晓夫集团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在这一时期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愤怒，并判定这是苏联依然继续“偏袒”印度的重要标志。

二、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政策的变化

有关苏联向印度出售军事物资的问题，后来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而赫鲁晓夫则认为，苏联向印度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和装备，是社会主义阵营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时，印度已接收八架运输机，米格21型战斗机尚未交付。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之后，却在原子能领域加强同印度的合作，并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达成协议。

鉴于苏印的此种军事合作，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就指责苏联说：苏联以低价卖给印度战斗机，这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赫鲁晓夫在10月13日同刘晓会谈时也对此作了特别的解释。他指出：“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出售不会影响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冲突中的力量对比。没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机和运输机打仗，也没有人可以使用这些飞机赢得战争。”刘晓在离任前拜会米高扬时曾提到这一问题。周恩来在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特别强调：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对中方的抱怨，赫鲁晓夫希望向中国提供战斗机以表明自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因此，契尔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苏联将同意在中国生产改进型的米格21PF型战斗机，并提供技术援助。这一举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尚属第一次，但中国并未接受这一提议。另外，为进一步向中国表明苏联的政策立场，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迟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战斗机。对周恩来在10月8日会谈中所关注的苏联卖给印度飞机和直升飞机的问题，契尔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苏联一共卖给印度8架AH-12型飞机和20架M-4型直升飞机。很明显，这几架飞机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也不会影响力量的对比。”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态度和反应，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苏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开和加深，双方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要认识古巴导弹危机同中印边界冲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在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苏联向中国通报在古巴部署导弹情况的日期外，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苏联部署导弹的决定和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后希望中国支持他的行动，中国的反应对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采取新政策，特别是苏联恢复对印度的军售的影响。

有关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意图，学界已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决定，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持有不同意见，但并未说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确信，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美国不会发现苏联的部署行动，因而应在此之前完成导弹部署；等国会选举结束后，他计划访问华盛顿，并当面告诉肯尼迪有关情况，届时肯尼迪除了接受现实外没有别的选择。赫鲁晓夫甚至认为，到11月告诉肯尼迪有关部署导弹的消息后，美苏关系将会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导弹部署计划由苏联国防委员会和苏军总参谋部负责制订，7月4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批准后，赫鲁晓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到10月22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共计有41902名军人，12枚“月神”战术核导弹。42枚中程导弹，80枚巡航导弹，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其中7架完成组装），42架米格21型战斗机，24处地空导弹基地。

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美国决策者经过内部讨论，决定采取海上封锁的措施，禁止一切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物资。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古巴导弹危机全面展开。10月24日上午10时，美军正式实施海上封锁；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表示希望解决导弹危机，因为在他看来，继续与肯尼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会有什么成效，所以他提议运送导弹的船只停止前进，或就地等待封锁结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26日，苏联船只全部掉头返回苏联，《真理报》当天头版标题是《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28日上午，赫鲁晓夫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承诺不入侵古巴，苏联撤出导弹，主席团还决定立即广播给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听到苏联答复的广播稿后如释重负，肯尼迪政府通过“美国之音”发表了欢迎赫鲁晓夫决定的声明。至此，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事后对撤出导弹的决定作了辩解。

如果赫鲁晓夫在10月22日之后需要中国支持他，那么也是需要中国支持他撤回导弹的决定，《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的社论毫无疑问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陈毅后来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把核武器运进古巴，既然运进去，就不应该随便搬走。运进去经过古巴同意，撤出来也必须经过古巴同意。随便运，随便撤，都是错误的。苏联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为赌注同美国赌博。”此外，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古巴，从11月3日至6日，连续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群众集会，据报道有超过500万人参加集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将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分歧公之于众。在这些声明、社论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苏联在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而《人民日报》在11月5日发表的题为“大无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强大的战略武器”的社论，更是将赫鲁晓夫的政策称为“绥靖政策”。11月16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再次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一个回答。

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作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于是，赫鲁晓夫决定改变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11月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文章，再次表明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多次发泄他对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苏联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当需要两国“形成统一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时”，中国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声明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支持苏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11月14日决定恢复对印度的军售，12架米格-21型战斗机陆续运达印度，第一批4架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是“出卖我国，背叛盟友”。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1962年12月12日同苏联代办梅晓滋夫就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特别表明了中方对苏联向印度出售军火的愤恨。余湛说：你们给印度武器，印度用你们给它的飞机、汽车把军队运送到前线向我们进攻。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们对此十分愤慨。……问题不在于数量，你再多给些我们也不在乎。但是你们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给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鲁这样顽固，不愿和平解决问题，你们要负一部分责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后除了美国支持外，还有苏联的支持。

对于赫鲁晓夫政策的变化，章汉夫在11月7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为什么从10月25日到31日仅仅5天之内就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在25日古巴的局势非常紧张，赫鲁晓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鲁晓夫就骗我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但是，“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中共中央明确的结论是，“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一味迁就的错误政策，缺乏原则”。

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分裂进程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共和苏共“在某些原则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诸如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支持各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南斯拉夫等等问题”。而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国际修正主义伙同印度反动派打击、孤立我国”的最好证明。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认为“1963年以来，苏联就中印边界问题反华比以前更加公开露骨，更加恶毒嚣张”。因此，赫鲁晓夫“是个叛徒，不是无产阶级”；他同敌人勾结，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可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他团结起来”。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62年底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斗争中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这样，中苏同盟经过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中印边界冲突还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实质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招牌，印度已经同英美结了盟。有人说我们把印度推向西方，实际上我们不推，它已经倒向西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猛烈抨击印度共产党特别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中国根据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认为苏联之所以“勾结敌人，在核扩散问题上出卖我们”，是因为“修正主义害怕马克思主义会变得强大起来”，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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