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通用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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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 篇一

《浅谈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

[摘要]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跨度比较长的重要历史事件，传统的观点都将洋务运动的终结时间定在19世纪90年代，即以甲午战败为标志。由此，“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一说一度成为历史的定论。然而，近些年来，通过对许多清史资料的发掘证实，甲午战后，洋务运动仍在继续，呈现深化的趋势，并与甲午战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产生某种程度的合流。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深化

1.批判与反思

甲午战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展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洋务派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出现了对洋务运动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顽固派，他们借着甲午战败之机，把责任全部推到洋务派身上，一时间，纷纷站出来诋毁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

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新派的批判下，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与戊戌变法时期李鸿章的态度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变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战争前开矿设厂、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务举措，而是含有改革、变革的意味。显然，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有了深化发展的迹象。但这时的李鸿章，因战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剥权夺势，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但甲午之战，中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不能不使他震惊，经过探究，他逐渐认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并认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把变法作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洋务派开始对“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了自我反思。

2.洋务思想的深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着整个统治阶级，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首先发出类似于“罪已诏”的上谕，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陈述了签定和约的万不得已的缘由和苦衷，他说道：“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在这里，光绪帝提出了当前“练兵筹饷”两大要务，表现出急于革兴自强的决心，已经意识到必须“痛除积弊、亟筹兴革”,中国才能“自强”,才能“一新气象”。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提出新的变革主张。

《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别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盛宣怀是一位“勤于官、通于商、谙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他从1870年入幕李鸿章府开始经办洋务，至此，他的洋务思想由经办一般性洋务发展到“变法”,这固然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但也足以证明其经办洋务的思想有了深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二、甲午战争后洋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甲午战后各种筹办洋务的主张纷纷出台，洋务事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方面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是洋务运动最初要达到的目的。战后洋务派在上书奏折中都提出了复兴海军、创练新军的主张。光绪帝首先在“罪已诏”的上谕中提出“练兵筹饷”,各大臣也纷纷提出练兵的计划和建议，在洋务大吏的极力倡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首先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和整顿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重建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总揽洋务事业和海军建设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舰队，清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896年先向德国订造驱逐舰、巡洋舰3艘，向英国订造大型巡洋舰2艘，又另向德国订购鱼雷艇4支，这些船只大部分于1898年来华。清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称它们为“规复海军之始基”。此外，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节饷增船”的方针，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师旧式兵轮，于1895年裁撤了海军衙门，还对福州船政局进行整顿。

(2)编练新军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发布的“罪已诏”上谕中，两次提到“练兵”,张之洞、胡燏棻、刘坤一等臣工们上度《清史论丛》上刊登的《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一文，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脉相承的过程，论述了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必然发展为维新变法。

其实，清政府真正编练新军是在1901年实施新政后，但新军的编练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最初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是为编练新军之始。1895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1896年，他又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在洋务大吏的倡导下，各省相继编练新军。

(3)整顿军事教育

在复兴海军、筹备陆军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洋务派的建议，加强军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进行了整顿海军教育的举措，充分发挥甲午战后幸存下来的海军学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学堂于1897年再次招生，继续派遣学生出洋，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了六名学生赴法，是为第四届留学生。陆军方面，张之洞于1895年11月奏请创办了陆军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创办了武备学堂，仿制西法，编制学堂章程。

2.工商业方面

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光绪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

甲午战后的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便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工矿企业，其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务派在经济方面又提出了“奖励工商”、“护商”、“劝工”等主张，在这样一种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的氛围中，除了战前洋务派经营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纺织业仍在进行外，又新兴许多工矿业，建设了许多铁路，在金融、邮电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新修了津芦、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在工矿业方面，甲午战争前的大多数厂矿仍在运转，战后又出现了汉阳铁厂这样大型的工矿企业。此外，还有江西萍乡煤矿、直隶滦州煤矿等；纺织业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甲午战后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于经费问题，才被招商所顶替。战后又新建了一批纺织企业，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纺织四局。除此之外，商办企业盛极一时。

3.教育方面

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经办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便是设立同文书馆，然而，同文书馆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才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竞不可得”。战后，许多洋务派官员已经认识到“储才”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培养人才、加强洋务教育的议见，其中，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鉴于洋务派的呼声，甲午战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过去以培养军事人才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始广设学堂。其中，张之洞于1895的12月，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二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洋务派在战后打起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的口号，三是派遣留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加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清政府在留学人员的选派、留学领域、留学国家的选择以及留学制度的规定上都做了较战前不同的变革。在人员的选拔上，主张“中西会通”,规定凡官派学生，必须在本国新式学堂学完中学和西学基础课。在留学领域上，改变了战前只注重军事学习的狭隘性，学习内容涉及农工商、法律、师范教育等方面。在留学国家上，一改战前只注欧美的做法，大力倡导留日。这样，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呼声日起，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学教育在内容上多样化，在规模上则较战前有所扩大。

4.政治方面

后期的洋务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已涉及制度的变革。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张之洞出炉《劝学篇》,一直以来，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标志，在这一著作中，张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张较多地得到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并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已经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商业、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纵深方向发展，洋务思想呈普及之势，正所谓甲午战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洋务运动的深化发展，不仅为维新运动作了铺垫，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之产生了共鸣。

三、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以此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年间(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风云里，变法自强成为一股左右时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务派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思想的趋同

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大部分仍是战前各项洋务事业的继续，但通过分析，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的变法主张，不外乎军事、工商业、教育等几方面。“公车上书”被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1895年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变法措施(上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练兵、发展工商业、开办学堂以及富国养民之策，与“公车上书”的内容相比较起来，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后，御使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主要有：“一、开铁路以利转输；二、铸钞币、设银行、统一货币；三、开民厂以造机器；四、开矿产以资利用；五、折南漕以节经费；六、减兵、创练新军；七、创邮政；八、创陆军、设武备学堂；九、重整海军；十、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以开民智。”其内容，也不外乎练兵、教育、实业几方面，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变法内容似乎异曲同工，而张之洞、胡燏棻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从内容和时间上来看，起到了前呼后应，此唱彼和的效应。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颁布的法令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纳起来共分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旧机构，裁撤了一批衙门，整顿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注重发展农业，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3)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4)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练兵。

从上述维新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变法新政在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上都没有脱离洋务所倡导的范围，即使在政治领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只不过维新派除旧的措施多些，而洋务派较少除旧，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一直认为，“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路线，是一位洋务皇帝。”通过对上述洋务派与维新派二者各自的变法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合流，产生了共振，这是二者的关系之一。

2.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人才支持

3.洋务大吏对维新变法的直接推动

部分洋务大吏参预维新变法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开展，部分洋务派官员之所以能参预到维新变法中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者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二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然。关于二者的相通之处，上文已有论述。至于民族危机促成的紧迫局势梁启超曾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见，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洋务派与维新派在“变法”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直接参预、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大吏，主要指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他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强学会、《时务报》以及对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合作的结果。《时务报》作为维新理论的宣传阵地，创立于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强学会解散后的余款创办起来的。它的筹办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支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后，洋务派在办洋务上逐渐与维新运动不谋而合；基于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务幕僚乃至洋务骨干顺应了变法潮流，逐渐转变为维新志士；而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洋务大吏则直接支持维新运动，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点。

四、结论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现深化发展的迹象。它的深化发展是基于顽固派对它的攻击和维新派对它的批判基础上的，洋务派开始反思和检讨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并得出新的变革方案。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归纳起来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上，洋务派致力于重建海军、练陆军、改革军事教育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科举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单一化得到改变，各式学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战后的洋务运动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彼此激荡，在很多领域产生共振，洋务运动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洋务大吏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还有一部分洋务幕僚投身于变法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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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 篇二

《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摘 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Abstract: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the first phas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esulting i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in China and the first wave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modern military-industrial, civilian indust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That had caused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Key Words：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a; Modernization

作者简介：何玲，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师，女，辽宁抚顺人，1981年9月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工作单位：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省温州市高教园区 温州大学茶山南校区城市学院基础教学部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至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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