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音乐论文【精品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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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论文 篇一

中国人在制作民族乐器时，更多的采用了他们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芦苇等这些天然的材料上，比如乐器中常见的“八音”分类中，除了“金”之外的石、土、竹、木等均为纯自然材料。这些对于自然材料的使用本身就表明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保留，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意味着民族音乐中带有大自然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比如仅胡琴类的就有二胡、板胡以及高胡、京胡等多种，从材料来说，也有红木、乌木、紫檀木以及竹子等，和西方经过工业化制作材料制作出来的具有音色共同性特征，差别明显。更为可贵的是，民族音乐对于大自然显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保留和还原上，而是再次基础上融汇了人的情感，使之成为一体。

二、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艺术特质

对于民族音乐有所探究的学者都能够明显看出，我国音乐的艺术精神，从其功能角度人手，看以看做是一种娱乐活动。另外，汉语文字的造字法具有或象形或象意或象声等特征，而音乐的乐和娱乐的乐用了同一个字，表明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从历朝历代来看，无论是皇家庆典、庆宴中的音乐还是文人雅士中的轻歌曼舞、丝竹弹奏，音乐所起的作用也多是一种愉悦身心或者助兴的娱乐功能，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音乐就是一种娱乐。民族音乐还具有一定的教育以及认识作用，在进行娱乐的同时，音乐还能够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来达到教育的目的。一代大儒孔子就将音乐视为提高人身修养的有效途径，在日常的教学中注意对学生音乐修养的提高，还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著名言论，认为诗、礼、乐能够帮助人完善修养。先秦著名的艺术理论作品《乐记》中，也有对音乐教育作用的经典阐释，认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并进一步总结道“以欲忘道，则惑而不铝”。也就是说音乐能够为人带来快乐，但是在君子和小人听来，效果截然不同，君子在音乐中感知到道理道理后就会非常J渝脱，而小人则只有在自身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快乐。因而在聆听音乐中，需要通过道理来制约欲望，从而才可以保证人们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不会在欲望的驱使下作出有违礼法的事情。在这种言论中，我们能够较为明显的感受到音乐中具有的寓教于乐特质。教育作用最为明显的民族音乐实践是齐国的《韶》乐，内容主要歌颂虞舜的功德，乐曲风格安泰祥和，古朴平和、悠扬悦耳，注重礼仪教化，被孔子称为“尽善尽美”,成为齐国及齐以后统治者的重要统治工具。

三、主观和客观统一的美学特征

我们所说的这种人与音乐的思辨，是指音乐相关的几个主体包括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和音乐作品这一客体的完全统一。而这种主客观统一的美学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共有的一个美学原则，和西方提倡的主客分立截然不同。我国传统艺术具有明显的主体性，这也直接决定了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和人关系密切、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特殊物品。不管是诗作、绘画还是音乐，我们都提倡艺品来自于人品，人品决定了艺品，所以在艺术领域中广泛存在着画如其人、诗如其人、字如其人等常见说法。自然，也会有乐如其人的说法，即一个作曲家的创作发风格、乐曲内容和思想等都反映着他的内心情感、价值观等。欣赏着对于同一首乐曲所体现出的不同情感，也是其内心态度或者情感的一种传达。春秋战国时期，韩国有一个著名的女歌手韩娥，当韩国被强大的秦国一举消灭后，失去了家园和土地的韩娥不得不流亡到齐国，靠卖唱谋生。她的歌声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留恋不舍，歌声凄美动听，哀婉感人，感动了齐国的无数百姓，还留下了“余音绕梁”的著名典故。战国时，燕国著名的演奏家高渐离，在易水旁送别荆柯时，击筑传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何其悲壮。后荆柯不幸刺秦失败，高渐离也隐姓埋名，以帮人佣保糊口。秦始皇得知其音乐才能极高后，就命人将高渐离的双目熏瞎，让他为自己击筑。高渐离为帮好友复仇，将筑内藏了铅块，试图趁击筑时刺杀秦始皇，然不幸被杀。“士为知己者死”是古人的孜孜追求，高渐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彰显了对好友荆柯的友情，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为故国复仇的成分，高渐离本人也因此被视为“德艺双馨”的一个典范。还有唐代著名的宫廷乐师，被称为琵琶演奏的圣手，后来安禄山叛变，以刀剑逼迫他演奏。雷海清愤然扔掉琵琶，以示抗议，最终被安禄山残忍的肢解。

中华民族音乐论文 篇二

关键词：少数民族声乐；现代民族声乐；原生态；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76-02

我国的民族声乐分为传统民族声乐和现代民族声乐，传统民族声乐包括戏曲、曲艺、民歌和说唱艺术等，而少数民族民歌则属于传统民族声乐范畴。现代民族声乐或称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美声唱法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唱法。就目前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教育来看，西洋美声唱法体系的学习成为主体，而缺乏对传统民族声乐的学习，特别是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的环境比较偏远，又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歌的措施，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的境地。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传承和保护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加强音乐艺术院校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少数民族民歌的特点

少数民族民歌是各民族用来表达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的艺术形式，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社交、娱乐、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活动。他们的歌声真挚、淳朴，充满了生活气息。少数民族民歌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点：

（一）地域性

少数民族大多居于边疆、山区、牧区，受地域、语言和风俗的影响，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音乐特色，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内蒙古的长调和呼麦、的拉鲁山歌、彝族的四大腔和侗族大歌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按地域通常分为北方草原、黄土高原、中亚绿洲、云贵高原、中南丘陵等8个音乐文化组，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是一首山歌， 黄土高原高亢嘹亮中带有生活的无奈和辛酸；云贵高原的山歌则跌宕起伏，曲调多变；北方草原的民歌却悠扬舒缓、辽远苍凉。

（二）语言特点

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和岁月变迁，各民族历经了民族的迁徙、交融， 形成今天中华民族语言的五大语系：1、汉藏语系的民族共31个（含汉族），分为壮侗语族（含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藏缅语族（含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羌语支）、苗语语族（含苗语支、瑶语支）和汉语；2、阿尔泰语系共19个民族，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含满语支、通古斯语支）；3、南亚语系有三个民族；4、南岛语系仅一个民族――高山族；印欧语系有两个民族，分斯拉夫语族（俄罗斯族属东斯 拉夫语支）和伊朗语族（塔吉克族）。

（三）风格多样

中国少数民族民歌体裁多样，品种繁纷，有山歌、劳动歌、风俗歌、祭祀歌、叙事歌、摇篮曲等等。蒙古族的牧歌、苗族的飞歌、侗族大歌都属于山歌类别。劳动歌是在生产劳动时产生的，比如蒙古族民歌《劝奶歌》、贵州民歌《摘菜调》就属于劳动歌。风俗歌有土家族的《哭嫁歌》、蒙古族的《送亲歌》、《祝酒歌》、羌族的《酒歌》等等。少数民族有各种，比如道教、佛教、萨满教、伊斯兰教等等，因此宗教祭祀歌种类也很多。

（四）个性鲜明

由于少数民族信仰、语言、地域、风俗习惯的不同，其民歌具有较强的个性和不可替代的风格特点。例如：蒙古族民歌曲调悠长辽阔，节奏自由、尾音拖长、情绪热烈奔放，旋律富于装饰，常用真假声并用的演唱方法，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山歌和新疆民歌大多节奏明快，舞蹈性强，歌声嘹亮，荡气回肠；苗族飞歌、壮族山歌舒展、甜美，节奏快中有慢，活泼欢快，富有生活情趣；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各有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声乐大花园的一支支奇葩，也为我们后人学习歌唱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二、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存在的问题

（一）歌手大赛的“千人一声”

从近代掀起西学浪潮开始，我国在西学的影响下成立了音乐艺术院校。这些音乐艺术院校为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那时的歌唱者比较注重传统声乐学习，甚至有的本身以前就从事传统声乐艺术，后来又接受西洋美声方法的训练。我国的民族声乐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从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我们看到，大多专业院校毕业的歌手们技巧很强，但是缺乏个性，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和情感处理不够准确，造成声音没有特点。歌手的声音都接近一致，以至于被业内界评为“千人一声”。

自CCTV青年歌手大赛设立了“原生态”唱法比赛以来，引来了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来了专业界的“土嗓子”和“洋嗓子”之争。一部分专家认为原生态民歌是乡曲野调，发展不成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没有经典作品和科学的发声方法。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原生态的歌手没法与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歌手相提并论。不管怎样争论，不争的事实是原生态歌手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喜爱。他们朴实的衣着、真挚的歌声，动情、自然、忘我的演唱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从这些事实看，原生态歌手与专业歌手在声音、表演、服装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都是过于追求技巧，而不注重艺术修养的结果。所以，只有学习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才能丰富艺术修养，使演唱具有民族性和个性。

（二）音乐院校教育的西化

我国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在《民族声乐艺术的新视野》中说：“过去，我们对少数音乐文化不闻、不问、不采、不编，甚至认为不入大雅之堂。建国后虽说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歌唱家和音乐家。但受观念和教学体系设置的影响，少数民族音乐的挖掘、整理、创作、改编还是相对滞后的”。从我国大部分音乐院校的声乐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民族声乐和少数民族声乐没有被列为主要的课程，只有少数艺术院校单独设立了少数民族声乐班。比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侗族大歌班；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有相对系统的长调教学体系；新疆有十二木卡姆的专门班。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孟新洋先生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声乐的研究。他编写了《少数民族声乐教材》、《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等，其别强调对少数民族声乐的学习。中央民族大学作为一所少数民族院校，专门设立了田野调查专项资金，每学期都会有师生组织到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先生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的榜样，他多年到少数民族山区采风，甚至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少数民族音乐论著和音乐作品。

三、为什么要学习和传承少数民族民歌

（一）现代民族声乐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是现代音乐文化的基础、土壤，而少数民族民歌更是现代民族声乐的根。要想发展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首先应先了解和学习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特别是少数民族民歌。保护好民歌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母体音乐文化，只有建立在传统民族民间声乐的基础上来发展民族声乐，才能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更具个性和生命力。

（二）我国声乐艺术要突出民族性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虽然要讲究声音的科学性，但最终要体现民族风格，这和追求声音的科学性并不冲突。民族声乐艺术，根植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来源于各族人民的生产劳动生活，是地地道道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

（三）少数民族民歌面临失传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正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边缘。受现代社会经济、信息快速发展的影响，大多年青人更喜欢通过网络、电影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来娱乐生活。我们看到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对民歌没有兴趣、不愿意学唱的事实。当下一代年轻人失掉学习传统民歌的环境与可能性时，它的传承就会出现代沟与障碍，那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就离消亡之日不远了。

四、如何在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学习少数民族民歌

（一）在各院校设立民族民间音乐班

通过成立民族民间音乐班，可以对于大量的民族民间歌曲进行挖掘、整理、学习和实践。通过对民歌的乐调、歌曲背景分析，而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风俗、语言、信仰，使我们从局部的技艺传承上升为全面的文化传承，从而形成音乐文化的全面认知。

（二）请民间歌手到课堂讲学、传授

许多技艺高超的民间歌手既是民歌的传承者也是民歌的创作者。著名漫瀚调歌王齐福林，他原本是二人台演员，对于歌曲的演唱和润腔都有较高的技艺，他演唱的漫瀚调《打渔花花》等歌曲获得了央视民歌大赛的大奖。长调歌王哈扎布没有进过一天专业学堂，却有精湛的歌唱技艺，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唱家，拉苏荣就是他的弟子。在少数民族中，这样的歌手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对生活、对民歌的把握和理解，正是我们要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只有亲身和这些歌者学习，才能了解到原汁原味的民歌。所以请民间歌手到课堂现身讲学，是民歌传唱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三）每人每学期要做田野调查，做文字记载

曾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国的各大音乐艺术院校，设置传统音乐艺术班或者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班。每个学生每学期要有田野调查的学习任务，在做完每项田野调查和采风完毕，都要将录音、录像等资料整理成文。这些宝贵的资料既能为后来人留下学习资料，也是以后创作和实践的可靠依据。

（四）演出实践

实践演出是前面这些工作的一个总结和最终体现。在学习了少数民族民歌之后，学生们要以论文、音乐会，创作音乐作品来汇报给学校。也可以就某个民族的民歌或音乐文化现象开展文化专题和论坛，使其他人也参与到研究和学习中来。在当今的歌者中，龚琳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一直都很注重对于民族民间歌曲的学习，曾一度到贵州山区、陕北等地采风，并因此也掌握了许多民歌风格。她演唱的《好花红》、《摘菜调》、《丢丢铜》等民歌，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也因为她对陕北、山西民歌的学习，了解到走西口的文化背景，因此才唱出了催人泪下的《走西口》。

五、结语

少数民族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的奇葩，它不仅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挖掘、整理、学习、传承少数民族民歌既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也是促进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的根本所在。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多为民间自然传承，在经济、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传播方式越来越薄弱。所以学习、保护、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既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也是一种责任和文化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李萍。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孟新洋、柯琳。民族声乐理论教程[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民族音乐论文 篇三

音乐的民族特点即音乐的民族性，是民族传统文化在音乐中的体现。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各有其生活习俗与传统文化，这些民族的人们用其文化构建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音乐文化。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他的创作必定要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如果失去了这片土壤，他的创作则抛弃了民族之根，也就是缺乏思想性。在专业的音乐创作领域中，要做到如何存承及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只有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才能使优秀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和繁荣。“离开民族性的文化，不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文化；不表达时代特征的文化，必定是僵死的文化”。德国音乐家舒曼曾经在《音乐家生活守则》中告诉青年音乐家：“要留神细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它们乃是最优美的旋律的宝库。它们会打开你的视野，使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特征。”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就是人类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人类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中前进的，这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①。

二、印青音乐创作及其音乐元素分析

对于传统音乐的存承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责任与担当，都是印青在任何时候创作都不违背的原则与根本。“我在创作作品时一直在追求不同的风格，最怕是重复自己。什么都喜欢试试，洋的土的，摇滚的通俗的，河南梆子，京韵大鼓，板腔体……揉进我自己的感觉，创作一种新形式。有时觉得很难，但从骨子里支持我的还是音乐本身的力量。我觉得创作时不仅仅是简单的技巧变化，而是最大程度契合时代。②”所以，印青的创作并不纠结与现代或是传统。一贯坚持传统与现代并用的原则。因此，印青对于传统的、民族的元素非常的重视。在创作中，印青广泛的采用江南音乐元素、西北音乐元素和音乐元素，来推陈出新，不断超越自己。这并不是讨好传统文化，而是恰如其分地、如同溪流注入江河一样的，与他的音乐创作不可分离。

(一)江南音乐元素

歌曲中的民族性特点是印青创作最初的基点。生于南方的印青在骨子里就有一股灵气，集南方音乐细腻、婉约与一身。例如他的早期作品《采桑小路》（谱例1），悠扬的笛声作为引子将音乐引出，清新的旋律，跳跃的音符，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的幽幽小路。《采桑小路》的歌词以江南水乡生活和当地的农耕劳作为特色，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透露出采桑姑娘虽然辛苦劳动，但是内心的喜悦却是萦绕耳边。这首声乐作品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写作而成，以徵音为开端，旋律多采用级进和小跳，再少有的大跳后往往立即运用反向级进，这样使得整首作品的旋律平稳，没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体现江南水乡的温柔与灵动。作者为体现出采桑姑娘对采桑之路的不舍，采用了重复乐句的写法，不仅完美的展现了采桑姑娘的心情，而且重复的片段也体现出了江南女子的呢喃细语。这首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滑音、倚音的运用，多为大二度的滑音亦巧妙地展示江南音乐的细腻风格。

（二）西北音乐元素

陕西、山西、宁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的音乐风格属于西北地区的民族音乐。高原为主的西北地区使山歌成为西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如“花儿”、“信天游”、“爬山调”等等。印青与屈塬共同创作的《西部放歌》（谱例2）就是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音乐元素。在这首歌曲中，创作者运用了陕北民歌常用的创作手法——起兴的手法，歌词“哗啦啦的黄河水日夜向东流，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太阳走”旋律高亢，节奏较为自由，体现黄土高原的宽广与豪迈。最为突出的是“哎”一句，大二度的级进进行以及上下滑音的运用更是增添了歌曲的陕北味。在“跟着那太阳走”一句，上方四度的大跳掀起了音乐的又一次高潮，紧接着旋律开始下行，加入了临时变化音，这属于陕北民歌独特的调式音，在秦腔和眉户中都有运用，俗称“苦音音阶③”。整首歌曲，在第一段描述了勤劳的陕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生活变的丰富多彩起来。在歌曲的第二段，讲述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部人民改造家乡。整首歌曲的旋律的进行带有陕北信天游的重要特征：“下句往往是收拢性的，旋律线条向下发展，从音乐形象上是情绪高涨之后的感叹④”。创作者将歌曲前奏的音乐用长号来演奏，体现出了吹响了西部发开发的号角，与歌曲主题形象非常的契合。在歌曲的间奏部分，作者借鉴了民歌《十三里铺》的音乐元素，但是速度比《十三里铺》要快，音乐较为舒展和开阔，旋律更加优美。与此同时，加入唢呐的演奏更加的突出陕北民歌的特色。

（三）音乐元素

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风格各式各样，随着《青藏高原》、《在那东山顶上》等藏族风格的歌曲流行开来，作曲家跳出了对汉族等地区民歌的选择，转而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其中包括印青创作的《天路》（谱例3）。这首歌曲用藏族姑娘的口吻讲述了当地人民对青藏铁路的期盼。歌曲的前奏部分就融入了藏族音乐元素。前奏音乐部分用交响乐来表达，构成了两个变化反复的乐句。当观众听到第一乐句时就感受到了广阔的青藏高原，但似乎还没切身的感受到它的宏伟与壮观，而紧着着变化反复的第二乐句，通过织体的加厚，演奏力度的加强，使听众真切的体验、感受到了青藏高原的壮观。第一乐句较为舒缓，而第二乐句则较为恢弘，这样的处理既不显得简单的重复而又在变化反复中加强的音乐主题的形象。在反复的第二乐句结尾处的长音的运用，巧妙地缓解了前面音乐片段的紧张感，悠长、舒缓的长音为演唱者进入演唱做好了准备。与《青藏高原》相比，《天路》在开始出并没有“呀拉索”那悠长而又宽广辽阔的浓厚藏族风格，但是整首歌曲在舒缓中的进行，依然表达出了藏族音乐的特色。这就体现出创作者印青对于藏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恰到好处。整首歌曲运用了中华民族五声调式中藏族音乐常用的羽调式写作而成，其中偏音B的运用使得整首作品青藏高原的气息。在用词方面，《天路》没有像其他藏族民歌中加入短促有力的衬词，如“啦里嗦”、“巴扎嘿”等。但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藏族音乐元素，在整首歌曲的副歌部分的第一句结尾用了“也”为衬词，并用下方大二度的音程准确的体现出藏族的民歌风情。创作者在“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这一句巧妙的避开了藏族音乐风格，但是在结束句“各族儿女欢聚一堂”中又加入了藏族音乐元素。将平静与柔和、恢弘与广阔全部揉进了这首作品之后。

三、结论

民族音乐论文 篇四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化主题、抒发情感等方面，游戏音乐能够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游戏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游戏音乐，能够成为具有双重作用的主题音乐，如《仙剑奇侠传》中逍遥这个人物，客栈的主题音乐欢快、明朗，恰当的表达出了逍遥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塑造人物形象逍遥的音乐，也是一首典型的背景音乐。其次，通过句情话的音乐能够推动剧情的发展，为游戏营造一种游戏氛围，为游戏带来不少艺术的美感，深化游戏主题，加强了情感的渲染。如：《仙剑奇侠传》中，逍遥向赵灵儿索要紫金丹出现的音乐，恰当的表达出了李逍遥与婶婶之间深厚的亲情，音乐以抒情见长，深化了游戏的内容。在李逍遥与赵灵儿入洞房时，为了恰当的表达出李逍遥心中挂念亲人的纠结心情，采用了充满哀怨、婉转的音乐。从某种角度来说，音乐增强了游戏的戏剧表现力，弥补了RPG游戏天生的缺憾。每当音乐响起，都使人在无尽的遐想中。

二、中华民族音乐元素调式在游戏音乐中的运用

游戏中运用民族调式是音乐的主体，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仙剑奇侠传》的游戏音乐中，由于羽、角调式不但具有西方小调风格委婉悠扬的特点，还具有东方特有的哀婉性忧伤美，符合游戏风格和剧情的需要。因此，前面二十首音乐运用羽调式的达到了十多首，采用宫调式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几首也运用了民族调式角调式。如：第六首《蝶恋》的主题旋律优美、含蓄，是一首表达爱情主题的乐曲，因此，采用了羽调式，成了游戏音乐的核心主题，增强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仙剑奇侠传》中序奏音乐《云谷鹤峰》，为了奠定游戏的基调，也采用了羽调式，描绘了青山幽谷、笛声悠远的景色，音乐主题富于活力，清新明快。另外，为了使音乐洋溢浓厚的民族特色。《仙剑奇侠传》采用了民族五声、六声的调式。如：游戏音乐第六首、三十一首、十六首等都采用了民族六声调式，而第十四首等都采用了五声的调式。我国的五声、六声调式没有与主音形成强烈的倾向性，半音功能被弱化，半音成了音乐进行的一个辅助音、经过音，没有西方音乐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因此曲中出现的变宫就是作为经过音在使用。

（一）民族音乐元素和声

在游戏音乐中的运用在三度音程关系和弦基础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弦音乐具有西方音乐的典型特征。但是为了避免与民族音乐的不统一，在游戏音乐中，很多音乐没有使用这样的一种典型结构，而是使用了不完整的和弦，按照四度叠置的和声，凸现了东方的民族特点，形成了东方色彩性的和声。如：《仙剑奇侠传》中《逆天而行》的音乐，从音乐的开始，旋律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活力、张力、空旷、不呆板的音乐效果，连续使用了四度叠置的和声，凸显了民族和声的特点，避免了三度和声过于硬板的音响，不仅在旋律声部，还是其它织体声部，这种四度叠置的和声和下面和声声部一起被采用，形成了一个协和、统一的整体。在这首音乐中，几乎没有不采用四度和声的地方，音乐的中心一直就是四度和声。因此，这是创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并不是一种偶然。而在第六首《蝶恋》中，也采用了带有民族性的四度叠置的和声。音乐重负两个铺底性的和声声部，采用了四度叠置和声，使用了弦乐，并且为了形成独特的运维，始终贯穿整个乐曲中。

（二）民族音乐元素配器

中华民族音乐论文 篇五

唐朴林教授的民族音乐论文集《民・音乐之本》已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册，是唐朴林教授多年来从事音乐研究、论述和评论的成果。他以广博的研究范围、多方位的研究视野、多样创新的研究方法都贯穿在他独特的作曲家的视角。

首先本书之《民・音乐之本》的书名就不凡响，这个“民”可以做多种顾名思义的理解，如“民族”、“民众”、“民族音乐”（民乐）、“民风”、“人民”等。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最终还是应归还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唐朴林先生对“民”是作宽泛的解释，涵盖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在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不忘‘音乐之本在于民’，尊重吾华夏民族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朴实民风。牢记‘唯乐不可以为伪’的真谛，为民众奉献那些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和民族风格浓郁的作品，把‘美’奉献给民众，以‘和’之道于作品”。可见，在作曲家眼里，这个“民”字是沉甸甸的。一切音乐创作及音乐理论都应以人民的需要为本，反映民众的生活及朴实的民风。追求音乐的民族风格。孟夫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民为邦本。可贵的是唐朴林教授将“民”为“音乐之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他撰写的音乐学术论文之中，这个“本”也是他议论的最多的热门话题。

论文集的第一部分是“音乐论述”。虽是论述文章，但作为作曲家所研究、论述的均与创作有关。并从音乐的本质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如《潮乐音阶探析》《南音与“敦煌琵琶曲谱”》《潮乐――活五与木卡姆》《中国古代音阶与曲调》《中国传统器乐曲的曲式结构》《喀什民歌的曲调与节拍》《乐海拾贝――中国民歌中独特的终结音》《民乐组合以乐器少和多色彩为佳》等等。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固有的特质，并把它付诸于创作实践中。

论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冬烘絮语”。唐朴林借用这一成语表明自己学识浅薄，迂腐而不达世务，自谦絮絮叨叨发表议论。其中最令作曲家关注的是中国音乐向何处去？在世界音乐大潮中，在西方音乐仍处于“强势”的形势下，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音乐应如何发展？其前途如何？这从他撰写的《路，向哪里走？》《中西音乐交流的一个怪圈》《音乐文化的自主性》《继承、借鉴、发展――也谈民族音乐的振兴》《传统的呼唤》《有关“民族器乐”之管见》《关于民乐的杂谈》等一系列文章中都可了解到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一言以蔽之――中国音乐要走自己的路。

论文集的第三部分是“古龠专论”。就目前所知刘正国教授开拓龠研究之先河，唐朴林则随其后并把多位学者有关论文辑录成书。古龠以前少为人知，直到1986年5月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发掘一批骨质的斜吹乐器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安徽学者（现任职于上海师大音乐学院）刘正国教授考证，这种距今9000年的无吹孔骨质斜吹乐管，是华夏吹器之鼻祖――骨龠，经过刘氏的研究和开发，创制出了一种既保留了古龠的斜吹质法，又能流利演奏半音阶、音域可达三个八度音程的新颖别致的吹管乐器――九孔龠。笔者曾聆听了刘正国教授演奏的“九孔龠”，感到十分新奇，古朴而悠远，演奏流畅自如，优美动听。当即与刘正国一道拜访音乐界泰斗吕骥先生，并向他报告研究成果和演奏“九孔龠”，得到了吕骥先生的支持。其后刘正国的在《音乐研究》上，揭开了古龠的新时代。唐朴林教授则对“九孔龠”情有独钟，他一方面撰文宣扬刘正国研究成果和大力宣扬“龠”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价值，一方面为龠创作一整套音乐会的曲目，部分演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唐朴林教授是有史以来为古龠作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我国现代龠曲的开山之作，并在音乐史上将为唐朴林对古龠创作的贡献重重地记下一笔。

论文集的第四部分为附录：“大家评说”。辑录了不少专家、学者对唐朴林教授所作作为的评述，有褒有贬，皆出心声，语言不多，皆为真情。如前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厉声、胡登跳教授、高厚永教授、刘国杰教授、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顾之勉主任、作曲家骆季超以及笔者部分评述言词等。热情赞誉，并祝唐教授更上一层楼。

中华民族音乐论文 篇六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在理论出版方面成果显著。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著名音乐美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于润洋教授学术纪念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和《于润洋学术思想研究》两本文集，分别收录了全国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领域学者对于润洋教授学术和教育贡献的研究论文，以及基于于润洋提出的“音乐学分析”方法而展开的独立研究个案。音乐学理论出版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陆续出版。2012年，该丛书新近出版的理论著作包括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洛秦《苏亚人为什么歌唱》、布鲁诺・ 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和概念》（汤亚汀注释、解说，闻涵卿、王辉、刘勇翻译）和贝弗莉・ 黛蒙德、皮尔蔻・ 莫伊萨拉《音乐和社会性别》（谢锺浩翻译）。这些理论书籍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音乐学研究、教学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参考价值，是对我国音乐学理论建设的实质性推动。在音乐学专业教育方面，居其宏《音乐论文写作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和韩锺恩《音乐学专业本科必修教程：文献研读与研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为青年学子系统掌握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深入学习专业写作提供了优秀读本。杨燕迪的《音乐解读与文化批评：杨燕迪音乐论文集》收集了作者的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音乐史研究观念与方法、音乐评论、音乐审美等多方面学术问题，对于青年学子拓展学术眼界、增进学术思考具有重要帮助。

中华民族音乐论文 篇七

正如王光祈先生所言：“各民族之生活习惯，思想信仰，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现于音乐之中者，亦复因而互异。甲民族之乐，乙民族不必能懂；乙民族之乐，丙民族亦未必能懂……”①“日耳曼民族之乐，拉丁民族不必尽懂；拉丁民族之乐，斯拉夫民族不必尽懂；推而至于各小民族，亦无不如此。”②“德国人之作品，不必尽与法国人口味相同，中国人之作品，更不必与欧洲人口味相同。”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加强对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探悉不同民族的群体音乐审美心理的新兴学科亟待建立。

所喜，笔者新近拜读了施咏博士著《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4月版，33万字）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学术新著。该书以“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为取向，构建一个多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其意在通过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逐步深入，最终打通诸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使之能在“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这一更具新视野、新挑战的论域的统筹下，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一

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导论》所修改而成，作者所提出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方法上，以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及其外化形态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视角来观照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类共同体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特征及其发生、演化的规律的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对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存在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手段，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联觉、味觉心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与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中介绍了课题之缘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二章探讨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受自然系统中的地理环境、人种特征，社会系统中的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结构、哲学思想、宗法、原始神话、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第三章阐释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事物个性与共性的两个方面，是一对互为依存融合的统一体。第四章提出音乐审美心理是在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异性这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第五章探讨了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和组织手段，总结了中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有着近人声，尚自然、多样化、个性化，偏高频的清、亮、透，甜、脆、圆以及重鼻音的特点。旋法上表现为平和、渐进的美学特征；音乐结构思维讲求在“统一的前提下求对比”，并遵循规范化、程式化的特征。第六章为联觉，指出受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直觉、多觉贯通、艺术综合理念、“成于乐”、“游于艺”乐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音乐联觉能力较为发达。并高度重视味觉审美的情感表现性，“声亦如味”，饮食口味的地域分布与民族音乐风格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七章为心理偏向，提出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调剂为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还有着“尚悲”的偏向，与西方民族比较而言，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第八章通过实例论证了民族性格与其音乐性格两者之间的对应性。

二

该书的作者施咏是近年在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在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曾师从王耀华教授、乔建中研究员门下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现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与选题相关的诸人文学科领域的学习、钻研、思考、探索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力。诚如著名音乐学家王耀华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写：“施咏同志在我校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期间，以巨大的努力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选题是一个很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课题。”

全书的主要特色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术独创

通常，独创性往往是衡量一本著作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国内，无论是民族心理还是民族审美心理则都是一个有待于拓荒的新兴研究领域。就审美心理学而言，诸多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也为数不多，且这些研究也大多从文艺学角度出发，缺乏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在有关民族心理的文献中，一般较少涉及“审美”；而一般的美学、心理学又几乎罔谈“民族”。虽然在某些民族审美心理学的著作与文章中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理也有少许的涉及，但多为一般性的流于表层的探讨，且极为零散。对于本课题的专门研究，目前尚不多见相对完整、成系统，并得到足够深入挖掘的研究成果，相关散落资料尚需归纳、梳理、整合并理论提升。

而《概论》一书正是取这样一个被当今美学、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所遗忘的研究领域，强调民族音乐美学、心理学层面的视角。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向来是最深层、最复杂、最微妙、最灵动也是最难以琢磨的民族成员的音乐审美心理层面上。并运用辩证思维大胆架构了自成体系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框架，首次对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心理偏向、民族性格与民族音乐性格之间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理论发掘，很多观点提出均不乏新见。

2．视野开阔

以往音乐学界的状况是：民族音乐学、心理学、美学三个领域，多呈独立、并行的状态，音乐心理学多专注于实证性的科学的、个案性的研究范式；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美学史文献的梳理总结；而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成果则多集中在微观的田野的个案调查报告。在中国当今的音乐学研究中，研究范围虽然涉及到了诸多方面，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综合多维度研究的还为数不多，中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呼唤着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诠释。

正如乔建中先生曾呼吁：“选题方面，我们多局限在民族民间音乐的自然分类的圈圈内。从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例如从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选题却非常之少。这种单一的，不注重跨学科、不注意边缘学科的选题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的原因之一。”④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研究正将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思路，偏重宏观视角、注重多学科边缘交叉，而开拓性地将音乐学、民族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而构建成新的研究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莫若说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其创新意义不仅在于对音乐学本学科的细化发展――创建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与研究领域，还加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美学、心理学层面，拓展了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所涉及、包含的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审美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提供一个极具拓展空间的新视角、新方向。

3．逻辑性强

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的架构，作者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上亦是用心甚多。全书的布局得当，条理清晰。在不少章节体现了作者思维缜密的逻辑思辨性。如在绪论中通过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与心理美学这三对关系的辨析来论证强调其非实证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审美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提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发展的过程中稳定守恒是相对的，而变异发展是绝对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总是在稳定性与变异性，即外向融合与内向固守、偏离创新与回归继承的对立统一中发展演变。

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对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对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逻辑严密并较前人均更饶有新意与深度的阐释，作者分别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就愈不是世界的”、“民族的，却并非都是世界的”等五个方面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提出民族性与世界性，作为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基本特征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促使民族审美心理在矛盾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任何一种美的属性，包括那些所谓具有“世界性”的，它必然是归属于某个民族而首先具有民族性。正如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没有个别就不存在一般。所以，音乐的世界性不可能凌驾和超越于民族性之上，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并不存在一种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层层剖析后，进而提出只有那些真正“优秀的民族艺术”，才有可能成为“就是世界的”。

三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或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创辟之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理论的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创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岂是一人所能胜任？如果该著的出版面世能够唤起更多的同仁对中华民族音乐美学、审美心理学的关注，随之为其添砖加瓦，我想，该书所谓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发挥尽之了。

参考文献

[1]王光祈．音学．自序[M]．上海启智书局，1929，转王光祈文集．[C]巴蜀书社，1992：280．

[2]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C]．转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25．

[3]王光祈．中西音乐之异同[J]．留德学志．1936(1)．转王光祈文集[C]．巴蜀书社，1992：291．

[4]乔建中．我们的责任――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散议[J]．中国音乐学，198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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