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文（通用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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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篇一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传统文化论文 篇二

[论文摘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审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现一方面当今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却陷入深重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自我失落，价值观崩溃，人文精神枯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价值失范、道德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培养具有重要人文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腐败，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原英人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于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深，千古以来，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至今仍然光芒万丈，屹立不摇，只有中国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再度崛起，必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文明、宽容和谐、扶助弱小，并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化育精神，吸收、融合先进文化，创造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好范文网★www.haoword.com√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腐败，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原英人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于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深，千古以来，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至今仍然光芒万丈，屹立不摇，只有中国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传统文化论文 篇三

1.1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农村传统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载的主体是农民，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呈现明显的“中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日益减少，据2013年6月统计，秭归县摸底普查民间艺人1418人，其中省级非遗传承人11名，市级65人，县级386人，这些人中55岁以上的占到近8成，老龄化严重，传承形势十分严峻。秭归县也对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些保护，但由于忽略了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生产，传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对其渊源、缘由、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形而无神，存在而无价值，这更体现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感。

1.2一些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摒弃、批判

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及诉求、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状态。一段时期以来，农村传统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现代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后、野蛮而加以改造，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到摒弃、批判。改造否定农村传统文化、文化西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及时进行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将成为历史。

1.3一些历史见证、老街旧巷、文化象征等被遗弃

在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居民点村居整体效果而统一提供房屋构造图纸规范建筑，缺乏本土的传统建筑风格，使传统建筑文化遭到遗弃；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历史见证、文化遗迹遭到破坏或拆损；在旧城改造中，重开发、轻保护，对老街旧巷、文化象征肆意改扩建，制造假古董，假文物，愚弄游客；在文化打造中追求眼前利益，将一些民俗活动脱离原有的发生情境和空间，强行植入、拆解。凡此种种，致使一些文化遗产被毁坏，被歪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1.4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因商品化而发生异化，失去了传统本色

一些传统工艺、加工技法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消费者对传统工艺的的消费往往情有独钟，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替代传统的生产、制作工艺，甚至违背原义，使传统工艺发生异化、丧失本色，失去了个性；一些传统工艺品因商品迅速化而趋同化，产品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最终失去了吸引力；传统工艺和加工技法因商品率低、缺乏现代气息、加工过程枯燥单调致后继无人。

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点措施

2.1政府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政府引导，基层负责制订相应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将传统文化保护费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进行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展示力度，对各级在传统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上卓有成就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提高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热情与积极性，使抢救、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各界和群众的共识。

2.2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要从基础抓起

培养立志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工作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在中小学增设农村传统文化兴趣班，将传统艺术、传统工艺、传统体育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培养传统文化的接班人；充分发挥乡镇文体工作人员的作用，组建原生态艺术团、安排民俗风情聚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征集、整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展示，切不可为卖座而“标新立异”。

2.3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仅存的文化遗迹

对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传统艺术、传统建筑、传统工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确保有原汁原味的影像资料记录，地方文化产业机构必须从根本上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不能简单地以精华和糟粕进行扬弃，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造就的这些传统文化，符合现代社会正能量的可以进行保护和传承，相反的则可留下相应的图像、文字资料供后人研究、探讨。

2.4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传统文化论文 篇四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市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篇五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教育 爱国主义 思想建设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050-02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是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历经了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在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容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瑰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渐渐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价值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并且受到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受美国等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对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从而必须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还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知识储备，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将传统文化运用在大学生的教育中来，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包含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诸多内容，可以利用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几乎是每个人从接受教育以来就被灌输的思想，可以说每个人都对爱国有着与生俱来的认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国家民族危难时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兴盛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一种为中华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奉献精神，一种作为中华儿女所具有的民族气节与民族自尊”。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战争、民族存亡、革命这些词汇渐行渐远的当代大学生逐渐淡化了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爱国不仅是民族存亡时刻的献身报国，更是民族安定时期的奋发向上、繁荣建设。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老子提出的“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到三国时期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到清朝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奉献精神，爱国主义贯穿着我们民族发展的始终。在当代社会，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了祖国建设毅然放弃外国优越条件回国的詹天佑、华罗庚、为祖国强大而默默工作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为解决祖国人民温饱而劳作的水稻之父袁隆平。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也是人们忠诚、热爱和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行为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将爱国主义渗透在大学生教育中的方方面面，才能让他们更好的将感性的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性的爱国行动，通过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思想道德建设

英国的文学奖获得者莎士比亚曾说“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留传到辽远的后世”，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曾说“支配和统治一切的，在君主政府中是法律的力量，在专制政府中是永远高举着的君主的铁拳，但是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受封建社会儒家主流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如：关于明志的“志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关于持节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出淤泥而不染”，关于自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关于仁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于诚信的“失信不立”、“一诺千金”等等，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涵盖了道德品质的方方面面。

我国开展了诸多的道德建设活动，如“道德模范”评选、“道德讲堂”巡讲、“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等，都旨在提高国民素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把道德建设作为重要的内容。“正确引导大学生接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扩展他们的知识面、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审美情趣、增强民族文化尊严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应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使其内化为相对稳定的气质、修养和人格”。

三、方法论教育

大学是树立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与之相对，也是培养一个人方法论的重要时期。我国自古就有“授人鱼不如授人渔”的说法，这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体现。例如《论语》中就提到了很多的学习和做人的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说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说要注意点滴的积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是指无论学者身份高低，都会积极的请教不懂得问题，体现了一种认真踏实的学习态度。这样的论述在古代文学著作中不胜枚举，特别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作“四书五经”，以详实的姿态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方面仍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另一方面，方法论教育也不单单是指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传授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能不断的顺应时代，融合具有先进意义的外来文化。同志1994年1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段话涉及到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方法论原则。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时不仅要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应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指导；要教给大学生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教给学生正确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

四、高校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是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结合时代与自身特色的产物，如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就体现了当时的北大人爱国图存，锐意进取的精神；清华大学的校徽由三个同心圆构成周易两卦，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个易经的全部内涵也是清华对学生的要求。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展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理念，也是维系学校团体的重要力量，影响着学校师生价值观的形成、工作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的规范，可以说，一个学校质量的好坏与这个学校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活跃的校园文化和深邃的人文底蕴。我们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时，也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办学特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学校办学过程中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创造。大学校园应当是现代化的气息与厚重的历史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积淀，一经与现代文明、现代意识有机结合，就焕发出勃勃生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的首要任务，树立新观念，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努力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良好校园氛围。

参考文献

[1]顾冠华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 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2]李宗桂等 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迟成勇 吴锦旗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

传统文化论文 篇六

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不仅有儒家文化，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文化，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系统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包括环境与设施规划、造型设计、材料选择、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等等，其设计手法多种多样，通过设计工作，能够为人们现代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设计也不同程度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设计理念、设计艺术特征、设计水平等方面。(一)创新环境艺术设计理念。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集中了环境、空间于一体。在设计中，要综合考虑传统文化因素，结合时展特征和要求，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设计水平提高。有效传承优秀文化因素，设计中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传承优秀文化。开展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时，首先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做好景观设计、风格设计、材料选购等工作，然后结合传统文化因素，增强设计现代气息，实现设计工作的创新，促进设计水平提高。(二)增强人文环境艺术特征。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仅要注重功能方面的因素，满足人们使用要求，还要注重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为人们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通过合理利用传统文化因素，能够增强人文环境艺术特征，为人们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设计水平提高，增强人文气息，提高环境文化氛围，为人们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提升环境艺术设计水平。设计过程中通过合理利用传统文化因素，并结合新时代、新特征，将文化因素巧妙地融入设计中，进而增强了设计的文化底蕴，对传统文化进行凝练和继承，满足人们审美心理需求，推动环境艺术设计工作的创新，也有利于提高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水平。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具体运用

传统文化满足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需要，在设计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渗透到设计工作的各个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用形。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图形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将传统图形直接运用到设计工作中。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重新依附在一个新的载体上，为其重新设计视觉环境，发挥原图信息。通过这种直接使用，并结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需要，对其进行设计创新，同时考虑周围环境、设计工艺、产品材质等内容。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组合，满足设计工作需要，展示其独特的设计韵味。例如，上海经贸大厦设计中，其结构独特，让人感到亲切，设计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造型受到唐代大雁塔的启发，因其独特的造型不仅使整座建筑显得美观，还为人们生活与工作设计出舒适的环境，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二)用意。在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室内装潢中，人们习惯运用含蓄的手法传情表意，不仅注重外观设计工作，还注重通过外观设计来表达思想感情。因此，从建筑的外部形态设计到室内外空间布局，都注重考虑审美和功能要求，选择恰当的文化图案和陈设，注重引入传统文化元素，从而让这些环境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这种方法叫做隐喻。也就是在设计过程中，注重通过合理运用环境构成元素，来表达环境本体以外的内涵、意蕴和价值，从而体现设计者的设计思想。(三)形神并举。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运用现代审美观念去审视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合理融入设计过程中。同时还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感受其外形特征，并深刻领悟设计所表达的意蕴，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并推动设计工作的创新发展。在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线条的运用，线条具有长度、宽度、方向、厚重感，还注重通过线条表现出速度和力量。其中最为恰当的描述是形神并举，使环境艺术设计不仅满足人们使用的需要，还能够体现出诗情画意，促进设计水平提高。例如，在苏州博物馆设计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同时也在设计中注入现代设计理念和审美观念。从外形结构来看，苏州博物馆具有现代气息，而其内部组合包含传统文化元素，富有传统文化情调。例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结构设计是利用石板做成山水组合，不仅外形漂亮，还充满人文气息，赢得人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人们营造出舒适的环境。

三、促进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的策略

(一)环境艺术设计中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影响，设计中不能忽视其重要作用，应该结合设计工作的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设计工作中。我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集中了儒家、道家、佛家等内容，对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特点，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合理有效地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中，从而促进设计水平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浓厚民族精神、深邃意境的作品，更好满足人们需要，提高人们审美情趣。(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推动设计创新。注重环境艺术设计的创新，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设计中运用需要结合时代特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一方面要接受传统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要合理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促进设计工作不断优化与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既要有传统文化特点，又要充满时代气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的前提下，推动设计工作创新，促进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不断发展与进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它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今后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认识到这种重要影响，并根据具体工作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到更好的运用，推动设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促进设计水平提高。

传统文化论文 篇七

一、弘扬传统文化乃真语文题中应有之义

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习，为未来的高考预热。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三、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尚待解决的问题

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教育的直接践行者——语文教师。己之昏昏，不能使人昭昭，融入传统文化的语文课须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语文教师才能胜任。诚然，要求语文教师都成为国学大师或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是不切实际的，但要求语文教师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不为过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学诗的故事曾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黛玉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想成为诗人要先打底子，想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语文教师更要打好底子。这中间，阅读和掌握一流的、经典的、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何等重要！本文开头说到的胡世庆，幼时师长和众多名家的熏染给了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自己博览群书、潜心治学更是成就毕生事业的关键。那么，语文教师该如何打好传统文化底子、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呢？笔者认为如能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假以时日，就必有所成。一是继续教育，启传统文化之蒙。可以说，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即便中文专业科班出身，传统文化底子也普遍薄弱，他们此前大都没有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历，走上工作岗位后就无法胜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工作，即使勉强接任也会力不从心。对此，有关教育部门可以定期组织传统文化教育培训，邀请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担纲授课。学校也应为语文教师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使之及时更新并完善知识结构。教师则可自选学习内容，或专攻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或览其大略。此外，举行一些与传统文化研修有关的活动也可以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学习传统文化要力避复古倾向，不但要去粗取精，也需要循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融入新的内涵，同时借鉴国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世界现代科学精神接轨，以发展和完善自身。通过继续教育，可以使广大语文教师既能继承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又能跟上现代世界的进步潮流。二是勤勉自学，得传统文化之真。要想获得传统文化的真谛，除却勤勉苦学，别无良途和捷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力量，刘梦溪先生称之为“自性的庄严”，它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传统文化内容浩繁，攻习不易，非信仰不能坚持。“一代儒宗”“千年国粹”马一浮先生十分重视六艺，谓“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内容广博，精深幽微，蕴含了生而为人应具备的各种修养和品德，展示了古代“成人”的教育理想，包含着国人精神重建的深刻启示。当然“六经”原典的阅读难度较大，语文教师不妨从《论语》《孟子》切入，旁及其余。研习六经，还需有一定的“小学”功底，即文字、音韵和训诂。语文教师唯有从内心萌发亲近并走进传统文化的愿望，坚持不懈，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位语文教师说得好：“补足国学素养而读书，什么时候都不迟，在教书生涯中，语文教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任务，是备文化素养这个大课，读国学经典，是语文教师一生的必修课，看是读古典，实则是滋养文化情怀。”她说的是国学，本质却是传统文化。语文教师若能博览群书，就会满腹经纶；若能熟读成诵，就会“腹有诗书气自华”，谈吐高雅，出口成章；若能琴棋书画，就会多才多艺；若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会下笔千言，文如其人。唯其如此，语文教师才能从传统文化中得学养，从传统文化中获教艺，从传统文化中萌创见；也才能做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语文教师，更好地运用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言语和艺术，教成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真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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