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高中生读的余秋雨散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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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高中生读的余秋雨散文：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适合高中生读的余秋雨散文：哪里来的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鲁伦河畔的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北京，赶到这里要整整三个月。出居庸关，经大同，转武川，越阴山，穿沙漠，从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头一看，山川壮丽，军容整齐，叹一声“千古之盛，未尝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与西夏和金朝作战。三年前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不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还分兵占领了大小城邑八百多个。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员，投降了蒙古军。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契丹人的辽朝。金朝后来确实打败了辽朝，却没有想到蒙古人后来居上，又把它打败了。

长年的征战，复杂的外交，庞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摊子越铺越大。每天都有内内外外的大量问题要面对，成吉思汗急于寻找有智慧、有学问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员，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莽将。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文化。

他到处打听，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时，有一位投降过来的金朝官员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这个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断，此人应该是契丹族，辽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辽朝显赫的王族，后来由于金朝灭辽，也就一起“归顺”了金朝。这应该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辈的事，到耶律楚材父亲一辈，已经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这个家族在内心对金朝还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够报仇复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当时还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曾经遇见过作为金朝使节派到蒙古部落来的耶律阿海，两人暗中结交，还立下过共同灭金的志愿。

想到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被金所灭而降金，金被蒙军打败后又降蒙，如此两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终保持着复兴契丹之梦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分别从契丹和蒙古的立场，一前一后一起笑骂曾经那么得意的金朝。

随着一声通报，成吉思汗抬起头来，眼睛一亮。出现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岁光景，高个子，风度翩翩，声音宏亮，还留着很漂亮的长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礼。

成吉思汗高兴地叫了一声：“吾图撒合里!”

这是蒙古语，意思是长胡子。

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习惯称呼。

寒暄了几句，成吉思汗便说：“你们家族是辽朝的皇族。尽管你做过金朝的官，但我知道辽和金是世仇。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

这话说得很有大丈夫气概。接下来，理应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谢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让成吉思汗大吃一惊。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早就在金朝任职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怀二心，仇视金朝君主呢?”

这话听起来好像在反驳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对成吉思汗的敌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态度，说出来实在是非常冒险。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动了。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点了点头，当即向左右表示：这个人的话要重视，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边，随时以备咨询。

这在后来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记为：“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二

这是公元1218年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方向，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竟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成吉思汗从一个逃出来的骆驼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强忍怒火，派出使者质问事件真相。结果，使者被杀。成吉思汗泪流满面，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冠冕，跪在地上绝食祈祷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说：“战乱不是我挑起的，请佑助我，赐我复仇的力量!”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会占卜，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成吉思汗离不开他。

他是积极支持成吉思汗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从他一路上用汉语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

关山险僻重复重，

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

车书混一华夷通。

阴山千里横东西，

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

天兵百万驰霜蹄。

这些诗句表明，他认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他还认为这场西征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这个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得更明确：“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看得出来，他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点性理由“雪耻”和终点性理由“王化”。有了这两个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个理性逻辑，跨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显得理直气壮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个感性原因，是他对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朝任职，看够了那个朝廷的外强中干、腐败无效、沮丧无望。现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见千钧霹雳，万丈豪情，一切目标都指日可待，一切计划都马到成功。不仅如此，耶律楚材又强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个敌国俘虏的尊重、理解和关爱。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彻底溶化了，无条件地服从和赞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动。

第二个感性原因，是他作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兴奋。这毕竟是一个生来就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的民族，眼前的世界辽阔无垠，心中的激情没有边界。更何况，作为几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基因，有一种睥睨群伦的征服欲望。尽管这一切由于辽国的败落而长久荒废，但现在被成吉思汗如风如雷的马蹄声又敲醒了。这种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回归感和舒适感。因此，参加西征，颂扬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一种无法节制的残酷逻辑。

例如，这次以“雪耻”、“复仇”为动因的战争，必然会直指花剌子模国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须剿灭;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为基地，因此这些城邑又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终于打到了首都，国王摩诃末当然已经逃走，因此又必须去追赶;花剌子模国领土辽阔，国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须长驱千里;追赶是刻不容缓的事，不能为了局部的占领而滞留，自己的军队又分不出力量来守卫和管理已经占领的城市，因此毁城、屠城的方式越来越残忍;被追的国王终于在里海的一个岛上病死了，但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因为国王的继位者扎兰丁还在逃，而且逃得很远，路线又不确定，因此又必须继续追赶……

这就是由无数“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这种逻辑显得那样严密和客观，简直无法改变。

在这种客观逻辑之中，又包藏着另一种主观逻辑，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战争中越来越懂得打仗。军队组织越来越精良，战略战术越来越高明，谍报系统越来越周全，这使战争变成了一种节节攀高的自我竞赛，一种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场结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无法终止的动力。

鉴于这些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战争只能越打越遥远，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失控行为。

这就是说，种种逻辑组合成了一种非逻辑。

战争，看起来只是运动在大地之间，实际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际，还浮悬着一个不受人力操纵的魔鬼，使地面间的残杀沿着它的狞笑变得漫无边际。它，就是战神。

在人类历史上，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十字军，都遇到过这个战神。现在轮到成吉思汗了，事情变得更大，超过前面所说的任何战争。

于是，骑在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皱眉了。

他的诗句中开始出现一些叹息——

寂寞河中府，

声名昔日闻。

城隍连畎亩，

市井半丘坟，

这里所说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东部。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城市，经过这场战争，已经“市井半丘坟”了，可见杀戮之重。对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叹。他的好些诗都以“寂寞”两字开头，既说明战争留给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个曾经为万马奔腾的征战场面兴奋不已的人，突然在马蹄间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这个转变意味深长。

三

西征开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据身边一个叫刘仲禄的汉族制箭官的推荐，下诏邀请远在山东莱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长春真人)来到军中，讲述养生之道和治国之道。丘处机已经七十多岁，历尽艰辛来到撒马尔罕。当时成吉思汗已经继续向西越过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暂且在撒马尔罕陪丘处机。

这期间，两人在一起写了不少诗。耶律楚材在诗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自己想摆脱西征而东归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国息战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楼边三两声，

东天回首望归程。

天兵几日归东阙?

万国欢声贺太平。

甚至，他对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种怀疑：

四海从来皆弟兄，

西行谁复叹行程?

西行万余里，

谁谓乃良图?

后来，丘处机终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鲁弯行宫见到了成吉思汗。丘处机一共向成吉思汗讲了三次道，根据相关资料总结，有三个要点：一，长生之道，节欲清心;二，一统天下，不乱杀人;三，为政首要，敬天爱民。

成吉思汗听进去了，后来多次下令善待丘处机和他的教派。

丘处机的讲道，与耶律楚材经常在身边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对成吉思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报告说游泳时见到一头会说话的怪兽，要蒙古军及早撤军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听就明白这是士兵们因厌战而想出来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厌战，就告诉成吉思汗说：“这是祥瑞之兽，热衷保护生命，反对随手屠杀，希望陛下听从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终于听从了这个“天命”。

当然成吉思汗收兵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例如，毕竟大仇已报，花剌子模的国王摩诃末已死，辽阔的土地都被征服，而军中又发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诗中所写，“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昇平”了。

——我在叙述以上历史时，许多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会写一手不错的汉诗呢?

确实不错。我们不妨再读他的一首词：

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想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 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这当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难想像竟出于古代少数民族官员之手。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人士能把汉诗汉词写好的，第一是纳兰性德，第二是萨都剌，第三就是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为喜欢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请丘处机西行的第二诏书，中间有些句子，深得汉文化的精髓。如“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等句，实在是颇具功力。

我深信，丘处机能下决心衰年远行，与诏书文句间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迷人气息有关。文化的微妙之处，最有惊人的诱惑力。

这就需要谈谈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远远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几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虽然经常与汉族作战，却一直把汉文化作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课本。后来到了女真族的金朝，也是同样。耶律楚材从小学习汉文化，从十三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到十七岁已经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儒生。后来在中都(北京)，他又开始学佛，成了佛学大师万松老人的门生。学佛又未弃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达之士。

那位丘处机是道家宗师，耶律楚材与他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这个精粹结构对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断地散发出息战、戒杀、尊生、节制、敬天、爱民的绵绵信息，终于使成吉思汗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元史》的《太祖记》记载，成吉思汗在临死前一个月对群臣公开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

多么珍贵的“不杀掠”这三个字啊!尽管仍然处于战争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时还无法做到，但既然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的许诺布告中外，已经让人惊喜不已了。

此外，据《元史》和《新元史》载，成吉思汗还嘱咐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耶律楚材这个人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必须委以重任。他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这两份遗嘱，使历史的温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着特别的心情，远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亚战争废墟间徘徊的两个背影。一个高大的长胡子中年人，搀扶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年人。他们走得很慢，静静地说着话，优雅的风范，与身边的断垣荒坟很不相称。他们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经蔓延了小半个世界的战火，随时找机会把它控制住。

他们两人，后来因为佛、道之间的一些宗教龃龉产生隔阂。但我们还是要说，再大的龃龉也是小事，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适合高中生读的余秋雨散文：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象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纔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橕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项目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皮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它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出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真是触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毛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皮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锺，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陽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陽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陰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迭《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华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纔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纔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橕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陰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槍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槍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槍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槍!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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