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风险点新版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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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风险点 篇一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著，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其次，我们要塑造道德理念。自愿互利的农业保险其实就是一种市场交易，而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保险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通常，道德规范建设具有系统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参与者诚信或失信的识别机制，形成俱乐部规范，诚信或失信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需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治本主要是制度建设，特别是信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建设实际上是形成农业保险主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诚信就是现代农业保险中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功能是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遵守合同的自觉性。因此，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守信成为自觉的行为，自觉的遵从。当然，我们不仅要反对泛道德主义，也要反对那种泛法律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传统儒家伦理看重的，不是去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规范，而是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不是从规则、规范里学会道德的行为，而是从家人、父母、邻居、同伴以及历史生活的实例、榜样中来学习和培养道德感、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克服目前农业保险乃至社会所面临的诚信、责任问题，而培养健全的人格，依靠“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使人们的品质得到升华、认可和尊重。

最后，我们要建构新型保险文化。在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保险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建立起与保险制度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努力营造一种自由、自主、竞争、效率、契约的保险文化，不断探索和积累反映保险运行规律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以支持保险经济的有效运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保险文化，从根本上促进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变迁。尤其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与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的情况下，当农业保险机制的正式制度发生了变迁时，如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支持，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不发生变迁或变迁速度过慢，这势必会影响农业保险正式制度甚至金融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而根本的方法就是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扩大保险思想文化意识的教育与影响，切实推进保险文化基础的建立，加强相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宣传。只有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保证农业保险长期、稳定发展并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降低其运行成本。

四、结论

实践证明，非正式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今天，我们推进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就必须尊重国情和传统，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努力寻找文化传统与现代农业保险体制之间的契合点，不断试探、不断融合，才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实现制度创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度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59.

[2]林毅失。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44.

思想道德风险点 篇二

关键词： 思想道德 预防教育 风险防范

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指防备不良思想道德引起的社会**、违法犯罪及事业失败等社会风险、集体风险或个人发展风险而有目的地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在当今时展所表现的一种新功能，它服从和服务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和规律，是受思想道德教育目的和规律指导和支配的教育活动。

郑永廷教授在《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中提出“现代思想道德一定要研究预测和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思想道德预测决策的分支学科”，提出预防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向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新功能，是思想道德教育由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他在课堂上正式提出了“思想道德预防教育”的概念名称，意指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部分。

1.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当今时展的必然趋势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和眼光都出现朝前看的特点，思想道德教育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排除因思想道德领域问题引起的社会和个人的风险的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多功能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是时展的需求。“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信息和迅速变化和社会信息量的剧增，增加了人们判断与选择的难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改变着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活动方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不断提高着人们的期望值”[1]。于是在中国人面前展开的不再是过去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简单明晰的图景，而是到处是风景到处是陷阱的前景。其中一种风险是思想道德水平和状况与时展现状和趋势不吻合而引起的。因此，在时代的发展中，人们开始意识到风险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人的思想道德方面，因为时代的发展要求人的素质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无论哪个方面的素质出问题，都会使人表现出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最终成为失败者，而思想道德素质在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中越来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显著和突出，人们不得不摸索思想道德与风险的关系及规律，以期为减免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给未来发展带来的风险而进行预防教育。

其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胜负的结局并非完全由经济技术和科技技术这两方面决定。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也是竞争的较量因素，人们对竞争中多种因素作出分析预测时，不可能对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不作分析预测，因为激烈的竞争中，思想道德始终表现为人的方向盘和指南针，但这种具有指南针和方向盘作用的思想道德往往会被强烈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动机淹没，所以忽视思想道德在竞争中的作用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已经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课题。人人都希望在竞争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同时能够预料和有效防范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的风险，使自己在竞争中胜出避免失败的结局，这种希望对于国家、对于单位、对于家庭及个人都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市场经济的竞争，人们必然会把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提出来，以回应竞争的人们对未来的需要。

再次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和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客观上需要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国际环境变化莫测，但反华主义的声音依然活跃，他们的文化入侵在悄悄地更换影响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风险。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思想道德预防教育，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网络成为当今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给人们带来大量的信息和方便的同时，夹带着大量的消极文化。互联网是当今立法监管最薄弱的文化地带，但互联网是目前影响人的思想和生活最大的信息源，网络的发展迫切需要思想道德预防教育，使网络为人类提供良性的服务。

2.思想道德预防教育的作用

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当今时代的客观要求，其对社会作用表现如下：

（1）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

首先，维护国家安全。思想道德预防教育的社会作用由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情况决定。自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和平演变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他们在思想领域对中国新生代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思想领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接班人，这是远比用武力和战争征服社会主义中国更节省经济成本。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则起到闸门的作用，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进攻赌死在人的灵魂之外，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

其次，有利于预防犯罪。我国目前的刑事案件有增无减，经济案件也新案不断，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青少年违法犯罪数量增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绝迹的犯罪现象如、拐卖妇女儿童、吸毒贩毒等现象不断滋生蔓延，活动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参赌人员有增无减，赌注越来越大，因吸毒、引发的盗窃、抢劫、杀人案件不断发生，录像、高智商犯罪、高科技犯罪禁而不止，犯罪问题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犯罪现象发生的规律进行研究，对有可能犯罪的对象进行思想道德预防教育，以期控制和减少犯罪，并为最终消灭犯罪创造条件。

再次，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有些人利用这样的情况制造谣言，挑起民族矛盾，甚至与国际恐怖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恐怖活动，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严重的恶果。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可以从正面在思想上消除对民族利益不正当的认识和要求，让各民族形成合乎实际的寻求互助发展的思想，这样有利于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出现过影响社会秩序的游行、请愿、械斗等事件。目前，群众对下岗问题、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养老问题等反应强烈，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没有减少，有些农村处理不好农民的土地、山林问题，引发农民集体越级上访静坐，有些人利用群众求富心切的思想，搞非法传销，并且把传销群众组织成为具有帮会性质的有可能危害社会安定的组织。有些商家利用社会新出现的情况，哄抬物价，获取暴利，把社会搞得人心惶惶。有些商家大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竞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干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必须要针对这些现象对人的思想进行疏导教育，防止这些不正当的思想转化为危害，从而达到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目的。

（2）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和保护人才资源

首先，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用加强国家机器来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和安全，会增大社会管理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社会秩序的积极控制的成本，要大大低于对违法犯罪的消极控制的成本”[2]。在中国“要实现这种完全法治的理想，法律条文必须增加数十倍，立法司法人员必须增加数百倍”[3]，继而投入社会管理系统中的资金必然大大增加。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可以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法治社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但“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地球上这块人口最密集的国土上，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统一法律规范难以保证对每个地区每种情况都适宜，而且任何组织无法及时获得所有社会成员行为的准确信息，也就难以保证判断和处理的准确性”[3]。中国安定的局面只依靠法治很显然是不够的，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则具有把握主动并有针对性地解决法律无能为力的地方。因此，中国需要思想道德预防教育。

其次，保护人才资源。因为没有经常性地进行思想道德预防教育，致使改革开放的人才违法犯罪，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人才保护机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需要建设人才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过贡献，因而他们最具备丰富的宝贵的社会实践经验，培养这些人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社会资本，他们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这些栋梁式的人才的折损将是社会发展中损失的最宝贵的资源，要建立保护这些栋梁式的人力资源的制度，不能缺少思想道德预防教育制度。只有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才能使优秀人物始终目标清晰，头脑清醒，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在法律与道德的范围内行事。与此同时，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有利于潜在的人才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综上所述，发展和加强思想道德预防教育是当今时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5.

思想道德风险点 篇三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领域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攸关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好坏，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今年以来发生的多起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性风险升高，给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稳定与安全。因而构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至关重要。

一、资本市场相关概念及现状

（一）资本市场与资本市场从业人员

资本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1]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o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资本市场功能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通过风险定价功能来指导新资本的积累和配置的市场”。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o范霍恩（James Von Horne）等则从期限层面出发，认为资本市场是：“长期（期限在1年以上）金融工具（股票和债券）交易市场。”国内通说认为资本市场，又称长期资金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的总和，具有融通资金、配置资源、合理定价、信息公开、公司治理、宏观调控等功能，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2]在中国当前的业务空间约束下，股票和债券是资本市场的主要金融工具，有价证券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相关市场，且长期融资证券化是世界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狭义上往往将证券市场与资本市场作为通用概念。[1]故本文所指的“资本市场”仅限于证券交易市场。

在国家统计局关于就业人员的指标解释[3]的基础之上，结合资本市场的概念外延，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是指：在证券类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衍生证券市场等市场中工作，从中取得工资形式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人员：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以及与证券公司签订委托合同的证券经纪人；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中从事证券评级业务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以及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准则所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资本市场的相关现状

1、资本市场之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了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因此，资本市场应运而生，成为推动所有制变革和改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建立，对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资本市场逐步成长壮大。[4]

1990年至2007年的近二十年之间，资本市场的参与数逐步攀升，筹资金额数从1000多亿猛增到4500亿以上。[1]数字背后反映的是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壮大态势。随着金融期货交易市场的开启，中小企业创业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稳步推进。

2、资本市场之犯罪现状

资本市场在良好发展的同时，市场内固有的一些顽疾却始终阻碍着其自身的发展。有学者称：“自证券交易行为开始之日起，内幕交易行为就已伴随其产生，并时刻都有发生的可能。”[5]自2008年以来，证监会共立案调查61起内幕交易，非正式调查166起，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起，仅2010年上半年就调查内幕交易案件51起，占2010年新增案件近60%。[6]2009年至2012年8月，上海市立案查处证券（含基金）从业人员犯罪案件8件8人。8名涉案人员均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3人，证券公司投行部门负责人和保荐人2人，部门经理2人，首席分析师1人。①2009年以来，受理新类型金融犯罪公诉案件70余件，集资诈骗等涉众型金融犯罪公诉案件130余件。2011年，上海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金融犯罪公诉案件1395件。与此同时，每年受理金融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案件10余件。[7]这些犯罪行为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对金融资本安全运作造成直接危害。实践中，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往往通过建立“老鼠仓”，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相关利益人牟利。还有的人凭借公司的股东地位与上市公司进行内幕交易，获取超额利润。[8]据2012年上海金融纪工委与上海金融学院联合开展的对证券业内掌握内幕信息的人遵守行业操守、不利用内幕消息牟利的可能性大小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不利用内幕消息交易的可能性比较小和完全不可能的，分别占了受调查总数的21.70%和5.20%，有48.70%的人认为一般。此项调查清晰表明：证券行业中的相关经营机构对利用内幕消息交易的免疫力现状比较差。

二、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动因

（一）防范机制建设是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提出要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多种机制措施来保证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稳定。这既是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提出了要求。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是党中央着眼于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十八大之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愈演愈烈，金融领域作为反腐的一个主战场，理应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是清除资本市场腐败，维护资本市场纯洁的可行方法之一，也能为我国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防范机制建设是维护资本市场本身良性发展的需要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在许多体制或机制方面还不够完善，导致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内幕交易行为是证券市场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截止2011年11月，中国证监会查处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中，市场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信息披露违规方面，上述三类案件占比77%；其中内幕交易占比最高，接近50%。[9]从一方面来说，内幕交易的普遍存在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主力军--投资者对市场本身失去信心，影响大家对于证券的投资热情，逐步退出资本市场，进而造成资本市场中资金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来说，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筹资融资的平台，如果因内幕交易的存在导致投资者离市并流失大量资金，会对其筹融资平台的功能以及对资本优化组合的功能造成致命影响。因而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构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发生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净化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意义便由此凸显出来。

三、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探微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著名的墨菲定律实质上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管问题发生之可能性多么小，只要存在发生问题之可能，问题就一定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10]这告诫我们不能对问题的存在麻痹大意，不可对还构不成威胁的隐患无动于衷。将问题与隐患于萌芽之中消灭，构建“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机制尤为重要。

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11]美国学者博特赖特在《金融伦理学》一书中指出：“金融界在处置金融资产时从事着不同的活动，每个人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资产的管理和应用，但是每天所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金融市场与相当高的诚信水准是连在一起的。”人才是金融业竞争的关键因素，人的诚信水平可以决定金融市场发展的好坏。因而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构建的着力点应该在于人本身。从人的内在约束到其所处环境的外部约束，两者形成内外约束的合作机制是防范其廉洁风险的可行之路。

（一）廉洁风险的内在约束机制

1、思想道德的约束

在地区考察时说过：“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语破的，道出了道德乃兴国之本，树人之基。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12]与“调节调整人与人（包括个人与集体、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生命体等的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3]意识决定行动，人的道德意识高低决定其会有怎么样的社会行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强，其行业行为便不会有害于资本市场本身，如果其道德意识弱，那么其行业行为可能有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14]在信息水平高度发达的当今，运用专业知识所进行的活动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对具有某一专业知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要求。因为这决定了其是否会用专业知识促进社会发展，还是运用专业知识破坏社会发展。因而，构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良好的思想道德约束尤为重要。具体说来，思想道德的内在约束应该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观念为基础，结合资本市场自身的特点，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充分利用内部刊物、内部网络等传统或现代的思想道德宣传阵地，引导广大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政绩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2、廉洁文化的融入

廉洁文化是一个多元的词汇，其涵盖了物质、精神、行为等好几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廉洁文化所涵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给人的思想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在行为层面上，廉洁文化要求廉洁自律，做到囊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及慎独、慎初、慎微、慎欲的“四自四慎”。多层面的廉洁文化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形成了内涵全面、形式紧密的廉洁“文化场”，构成了拒腐防变的文化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取向上都会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抉择。

各行各业都在自身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行业文化。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廉洁文化。[15]将廉洁文化融入资本市场的行业文化，资本市场的管理模式以及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思想理念之中，积极发挥廉洁文化的教化、渗透、引导和规范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市场自身的行业文化更为先进，完善资本市场原先的管理制度，补充管理制度中所存在的漏洞从而优化资本市场的相关管理工作，升华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精神品质，达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目的。

思想道德的约束以及廉洁文化的融入，两相配合给整个资本市场的内部注入了廉洁思想，从人的本身出发抑制廉洁风险的发生。

（二）廉洁风险的外在防范机制

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控机制，除从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本身出发外，还须立足于资本市场本身，结合资本市场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将廉洁风险防范融入资本市场业务工作的运行流程之中。具体来说，应注重前期的风险查找、中期的风险控制、后期的风险处置等关键环节，逐步探索出一条集“排查、监控、处置”的立体廉洁风险防控机制。

1、完善廉洁风险点的排查

查找风险点是廉洁风险防范机制的首要环节。风险点是否找得及时、准确、全面，是能否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开展有效的风险防范工作的基础。

（1）廉洁风险点的排查思路

查找风险点之前，要先明确查找风险点的具体思路。笔者认为，排查的风险点要囊括资本市场运行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以好发、多发、已发的具有“三发”特征的廉洁风险点为排查的重点进行全面排查。首先就是要立足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要求，围绕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是否落实，廉洁教育、廉洁建设制度、监督等具体措施是否实施到位，以及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是否清晰明确，工作内容是否正确、规范，一一进行仔细查找。其次，结合资本市场及其工作流程的实际情况，分析已发案例以及典型案件，并分析出廉洁风险可能“好发”以及“高发”的工作环节。并对这些“三发”环节作为风险查找的主要区域。

（二）防范机制建设是维护资本市场本身良性发展的需要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在许多体制或机制方面还不够完善，导致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内幕交易行为是证券市场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截止2011年11月，中国证监会查处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中，市场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信息披露违规方面，上述三类案件占比77%；其中内幕交易占比最高，接近50%。[9]从一方面来说，内幕交易的普遍存在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主力军--投资者对市场本身失去信心，影响大家对于证券的投资热情，逐步退出资本市场，进而造成资本市场中资金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来说，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筹资融资的平台，如果因内幕交易的存在导致投资者离市并流失大量资金，会对其筹融资平台的功能以及对资本优化组合的功能造成致命影响。因而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构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发生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净化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意义便由此凸显出来。

三、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探微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著名的墨菲定律实质上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管问题发生之可能性多么小，只要存在发生问题之可能，问题就一定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10]这告诫我们不能对问题的存在麻痹大意，不可对还构不成威胁的隐患无动于衷。将问题与隐患于萌芽之中消灭，构建“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机制尤为重要。

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11]美国学者博特赖特在《金融伦理学》一书中指出：“金融界在处置金融资产时从事着不同的活动，每个人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资产的管理和应用，但是每天所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金融市场与相当高的诚信水准是连在一起的。”人才是金融业竞争的关键因素，人的诚信水平可以决定金融市场发展的好坏。因而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构建的着力点应该在于人本身。从人的内在约束到其所处环境的外部约束，两者形成内外约束的合作机制是防范其廉洁风险的可行之路。

（一）廉洁风险的内在约束机制

1、思想道德的约束

在地区考察时说过：“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语破的，道出了道德乃兴国之本，树人之基。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12]与“调节调整人与人（包括个人与集体、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生命体等的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3]意识决定行动，人的道德意识高低决定其会有怎么样的社会行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强，其行业行为便不会有害于资本市场本身，如果其道德意识弱，那么其行业行为可能有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14]在信息水平高度发达的当今，运用专业知识所进行的活动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对具有某一专业知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要求。因为这决定了其是否会用专业知识促进社会发展，还是运用专业知识破坏社会发展。因而，构建资本市场从业人员良好的思想道德约束尤为重要。具体说来，思想道德的内在约束应该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观念为基础，结合资本市场自身的特点，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充分利用内部刊物、内部网络等传统或现代的思想道德宣传阵地，引导广大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政绩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2、廉洁文化的融入

廉洁文化是一个多元的词汇，其涵盖了物质、精神、行为等好几个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廉洁文化所涵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给人的思想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在行为层面上，廉洁文化要求廉洁自律，做到囊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及慎独、慎初、慎微、慎欲的“四自四慎”。多层面的廉洁文化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形成了内涵全面、形式紧密的廉洁“文化场”，构成了拒腐防变的文化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取向上都会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抉择。

各行各业都在自身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行业文化。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廉洁文化。[15]将廉洁文化融入资本市场的行业文化，资本市场的管理模式以及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思想理念之中，积极发挥廉洁文化的教化、渗透、引导和规范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本市场自身的行业文化更为先进，完善资本市场原先的管理制度，补充管理制度中所存在的漏洞从而优化资本市场的相关管理工作，升华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精神品质，达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目的。

思想道德的约束以及廉洁文化的融入，两相配合给整个资本市场的内部注入了廉洁思想，从人的本身出发抑制廉洁风险的发生。

（二）廉洁风险的外在防范机制

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控机制，除从资本市场从业人员本身出发外，还须立足于资本市场本身，结合资本市场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将廉洁风险防范融入资本市场业务工作的运行流程之中。具体来说，应注重前期的风险查找、中期的风险控制、后期的风险处置等关键环节，逐步探索出一条集“排查、监控、处置”的立体廉洁风险防控机制。

1、完善廉洁风险点的排查

查找风险点是廉洁风险防范机制的首要环节。风险点是否找得及时、准确、全面，是能否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开展有效的风险防范工作的基础。

（1）廉洁风险点的排查思路

查找风险点之前，要先明确查找风险点的具体思路。笔者认为，排查的风险点要囊括资本市场运行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以好发、多发、已发的具有“三发”特征的廉洁风险点为排查的重点进行全面排查。首先就是要立足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要求，围绕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是否落实，廉洁教育、廉洁建设制度、监督等具体措施是否实施到位，以及资本市场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是否清晰明确，工作内容是否正确、规范，一一进行仔细查找。其次，结合资本市场及其工作流程的实际情况，分析已发案例以及典型案件，并分析出廉洁风险可能“好发”以及“高发”的工作环节。并对这些“三发”环节作为风险查找的主要区域。

（2）廉洁风险点的排查方式

廉洁风险点排查的具体实施应采取“纵向横向”相结合的排查方式。所谓“纵向”排查是指以资本市场之中的工作流程为主轴，以工作流程的每一个流程步骤为节点，进行分析查找可能出现在从业人员身上的各种不合规、不正常或者存在隐患的现象和行为。“横向”排查是指按照资本市场之中工作的类型、性质进行细致归类，按照所划分的每一大部门种类进行具体的风险排查。纵向横向相交错的风险排查方式，可以将资本市场各部门，各部门之中以及各部门之间的整个工作流程都涵盖进廉洁风险点的排查工作中，不会出现遗漏，留有排查死角。

（3）廉洁风险点的排查结果

廉洁风险点的排查工作完成之后，应制作详尽的风险排查报告表。该表应该全面并真实反映出廉洁风险点排查工作所排查的范围、内容以及所存在的风险隐患。并对所存在的风险隐患作出详细的分析与判断，以为后续的相关处理措施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2、严密廉洁风险的监控

严密监控廉洁风险是廉洁风险防范机制的第二个步骤。对廉洁风险的监控在风险排查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排查中发现的廉洁风险点进行严密监控，及时预警资本市场中存在的各种廉洁风险，以便后期可以及时对廉洁风险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处置方式。廉洁风险的监控路径可采取“上行”和“下行”的双向监控方式。“下行”是指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发挥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能。即由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参与企业的各级领导层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对各项工作、各类风险点实行全过程“自上而下”的分级监控。“上行”是以资本市场中基层的从业人员为监督主体，以基层为起点，通过设立廉洁风险举报箱、开设网上投诉专栏等传统方式，及时收集从业人员的相关监督意见，逐级向上汇报情况，建立“自下而上”的风险监督。在“双向”的监督方式之下，通过信息监测、定期自查、动态监督等监控手段对廉洁风险点进行管控，密切关注其发展动态。

3、健全廉洁风险的处置

对风险的后期处置是廉洁风险防控的最后一环。处置环节的目的在于处理当前存在的廉洁风险，进一步对当前资本市场运行工作进行有效改进，完善资本市场自身的稳定运行。廉洁风险处置的对象是廉洁风险监控的风险点。在提倡节约资源的大环境之下，合理配置资源来应对从业人员的廉洁风险应成为设置廉洁风险处置措施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从业人员廉洁风险的处置，可以视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分别实施警示警告、诫勉纠错、责令整改三种措施，程度由轻及重。三种处理措施的实行能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堵塞漏洞。“警示警告”措施是三级中最轻的一种处理方式。故可以采用警示警告通知书等书面形式，通知相关从业人员注意改正发生过的不端行为。“诫勉纠错”措施的实施，可以通过寻找存有风险的对象进行面对面谈话的形式来要求对象说明问题，解释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责令整改”措施是三级措施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处理措施。可以通过纠错通知等书面文件，强制要求存有风险的对象改正行为，防微杜渐，并对整改对象处以一定的行业处罚（如经济处罚、限制从业资质等）。此外，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现在业已成熟的气象条件预报、环境监测预报的分色预警制度，分别使用被广为运用为预警信号的蓝、黄与红三色对应三类资本市场从业人员廉洁风险的处置措施。蓝色对应“警示警告”程度的廉洁风险，黄色对应“诫勉纠错”程度的廉洁风险，红色对应“责令整改”程度的廉洁风险。这样可以帮助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对相关情况有一个直观了解。

发展了二十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还略显年轻。在其发展壮大，日益成熟的过程中，“走弯路”、出现错误、失误、因从业人员廉洁风险而导致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违法犯罪现象可能时常发生，这是一个新兴市场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苦痛。苦痛过后的反思，杜绝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才是攸关市场兴衰成败的关键。从业人员廉洁风险防范机制是遏制风险无限扩张，保障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日后需要更多的先进理念加入进来，进一步完善该机制。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金融从业人员犯罪情况分析和防范建议--基于我市2009-2012年案件总样本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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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指标解释：从业人员和职工工资[EB/OL]._14287.htm，2013-9-21.

[4]中国证监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

[5]Gene G. Marcial， Secrets of the Street： the Dark Side of Making Money， 2 （1996）.

[6]新华社。证监会已调查51起内幕交易案件占新增案件近60%[EB/OL].-06/09/content_1623468.htm.2014-4-9.

[7]周文天。上海市检察、金融系统共推金融行业廉洁风险预防[EB/OL].http：//fin，2014-4-29.

[8]江山。证券投资基金道德风险防范之我见[J].现代财经，2008（9）：17

[9]忻尚伦。证监会前11月立案调查82起内幕交易占比近五成[N].东方早报，2014-4-28（A25）.

[10]庄德水。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32

[11]巴好胜。试论国有商业银行职业道德建设[J].甘肃金融，2000（1）：28

[1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4.

[13]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

[14]吉志鹏。知识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J].成人教育，2005（2）：11

思想道德风险点 篇四

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说过：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在案防实际工作中，道德风险比操作风险更严重、更可怕、更厉害！我们试想一想：道德底线一旦突破，还有什么制度、约束可言，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事情！相比操作风险而已，操作风险存在一定的过失性，很大程度上有可控性；而道德风风险是故意的，是“合作”而为，操作都是“正常”进行的。在银行，如果道德风险不加以严格防范，案件就会频发生、案件的额度会无限制的扩大。

二、道德风险难以防范的原因

一是道德风险具有内生性。道德风险雏形的形成在于经济行为者对可得利益与可能成本的内心考量和算计。道德发自于每个人内心的约束，它不需要人监督，但却无时无刻都在起作用。因此，道德对人的约束比制度约束更为重要，但在案防过程中，往往因为道德风险内在的不可见性，容易被忽视。

二是道德风险具有逐利性。西方经济学认为，道德风险根植于经济人的自利本性，凡道德风险的制造者都是受利益诱惑而逐利为目的；凡风险的制造者都存在受到利益诱惑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因此，只用有利可图，侥幸心理就可能诱使人铤而走险。

三是道德风险评价缺失。由于银行以盈利为目的的本性，在考核过程，即使设定了案防考核项目，但也仅仅限于一些制度规则措施等外在的考核，而对人员的思想状况和整体素质缺乏评价，加之道德标准本身标准不一，道德风险评价则被直接省略。

四是风险信息共享不够。对个人道德水平状况，通常通过侧面简单的了解，且真实情况往往局限在某一范围，少数人知晓。加之内部审计的局限性，在检查过程和结果反馈中，往往忽略或特意掩盖人员道德状况，放纵了涉案人员。

五是涉案客体反馈缓慢。目前各银行仍然缺乏综合的、可信的违约数据和损失覆盖数据，缺乏充分的返回检验结果，监管难跟上，对信贷风险的预警提示远远达不到管理的要求，由于缺乏充分而可靠的信息，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就难以企及。

三、防范道德风险的途径

道德风险的形成案件毕竟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防范于未然。因此，案件防控必须防范道德风险，从源头抓起，关口前移。在突出从思想、体制、监督、评价等方面入手，要增强“内功心法”的修炼，而不停留于“一招半式”。

（一）强化员工思想教育

思想决定行动，如果员工没有遵章守纪的合规文化意识，稳健经营就没有立足之点，如果没有心境上的淡泊宁静，就没有行动上的明志致远。只有思想防线筑牢了，才能从根本上使遵纪守法成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从而防范道德风险。一是要加强培训学习，特别是对新员工，新任高管人员，提升案防常识，同时，加强与员工的交流谈心，疏通思想顾虑；二是加强合规文化教育，引导员工树立诚信与正直的职业操守，提高员工准章守法自觉性，引导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三是开展警示案例剖析，以案说“防”，以案促“防”，运用反面的教训警醒员工，做到警钟长鸣。

（二）提高道德风险考量评价

一是要建立相关立法制度。在信用体系中增加道德评价指标，逐渐消灭道德风险发生的空间，实行道德风险“一票否决”。二是建立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同时，要对极少数涉嫌营私舞弊、品行恶劣的人，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的清理出队伍，以除后患。

（三）突出重点人员举止监督

一是经常留意、排查信贷、会计、出纳等重要岗位人员的行为，及早发现问题，落实“四项”制度，定期轮岗、强制休假，防止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二是规范重要岗位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对行为失范者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进行严肃处理。三是对婚姻情感不幸者、赌马者、思想异常活跃者、情绪不稳定者、社会背景复杂者、性格极端者等重点人员予以重点关注。

（四）提升风险预警灵敏性

一些大案要案，往往时间跨度大，后知后觉，既不利于案件控制，也加大了案件的危害。做事前的诸葛亮，最大限度降低道德风险。一是建立和完善内部举报制度。依靠和发动一线员工，鼓励检举违法违规问题，坚决遏制各类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发案势头。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基层员工的，要予以重奖或重用；二是设立社会监督防线，在社会上聘请行风监督员，增加工作透明度和公正公开程度，避免“暗箱”操作，规避“云深不知处”劣势，防止内部案件的发生，对单位出现的不良风气及时加以控制和制止，以免蔓延扩大造成道德方面的风险。三是提高信贷不良资产界定的预定性及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灵敏度，及时介入不良资产风险评估，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增强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四是建立案防合规管理系统，实现案防信息共享，第一时间获取违规事件和违规人员情况。

（五）强化案件风险金管理

现行大多数商业银行对信贷岗位和高管人员留存一定比例的风险金，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一是差别留存风险金比例，要将风险金的比例与岗位权限、岗位特征和风险大小相挂钩；二是严格免责和退回条件，风险未化解前，责任未明确前，不得退回。

（六）强化案件连带问责

思想道德风险点 篇五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我国近代农业保险思想的产生。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条件下，近代农业保险思想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他们在吸取我国古代原始保险思想和西近代保险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近代的农业保险理论和思想。为发展民族农业保险，少数省份在个别地区试办过农业保险，但多以失败告终。虽然引进了西方近代保险的原理、方法和观念，但在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其影响极其有限。

3.建国后我国保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我国的农业险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国家保险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农业保险业从创建之初，就具有明显的“财政性保险”的特征，虽然也发挥着风险补偿、防灾防损等作用，但这并不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目的，业务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农业保险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并完全由国家救灾方式所代替。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虽然在重新培育，但迄今仍然没有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农业保险道路，仍没有在农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由于制度缺失，我国农业保险陷入了“需求不足、供给短缺”的市场失灵境地。

二、我国发展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几千年来中国保险思想发展史，非正式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植于农业社会、以国家为主导、以社会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古代保险思想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形成，但却阻碍了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贯注重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作用的历史惯性，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中寻找依据和方法，这就使得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再加上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投资，也使人们形成了注重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思维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适应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建构尚未完成，而非正式制度的匾乏影响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和供给。

非正式制度通过双重作用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强力剂。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作为一种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交易工具，形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大大简化了人们认知、选择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也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利于正式制度的正常运行。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习惯，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其内在的凝聚作用规范了社会成员行为。尽管这种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其本身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人们往往会以传统为参照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功的遏制“搭便车”、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从某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尤其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别的人力资本更是效果显着，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当然，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持续性等特点也往往使其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陈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难免会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也会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的各种风险应对策略的历史发展沿革表明农业保险制度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在正式保险制度移植中简单的工具性的移植和借用是存在问题的，任何制度不能脱离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文化。不顾客观规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完全可能造成制度实际运行中的扭曲，最终增大制度运行本身和未来变迁的社会成本。这也是近代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运行产生南桔北枳问题的根本原因。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是一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的标志，但法治国家不仅仅表现为国家制定出完整和先进的法律条文体系，更重要的培育法治的契约文化，文化的培育就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受制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家庭观念的变化和农民文化观念的变化高度相关。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及变迁的规律决定了非正式保险制度的长期存在，如农业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诚信意识问题等等。

无论怎样发展农业保险，一旦其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出现了问题，由于监督人的行为成本高昂，许多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环境里就会无法实现，便不可能保证农业保险稳定地正常运行。

三、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

由于非正式制度存在形式上的分散性、变迁上的自发性、连续性特征，因而其创新具有与正式制度完全不同的特点，不能像正式制度那样易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变迁形式，可以采取诱致变迁的形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首先，我们要重视习俗影响和塑造道德理念。现代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在以英美为主的具有浓厚契约传统西方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从逐渐引入西方现代农业保险机制的过程中，虽然机制所需要的正式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但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契约观念、守信观念、守法观念等却还没有树立起来和充分发挥作用。要克服这种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象，就必须努力树立契约观念，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消除那些与市场观念矛盾的道德和习俗观念，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仔细甄别，除去陋习，保留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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