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从文的后半生有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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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从文的后半生有感篇一

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离世前，连续两年被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内定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此时国人大多数没有看过他的作品，连中国驻瑞大使馆文化参赞对之也一脸茫然。

他早年曾因用饱含感情和灵动的笔，描写和歌颂自己的故乡和小人物，以别样的乡野风情，细腻鲜活的人物心理，淡雅流畅的笔触，而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耳目一新，并成为一颗备受瞩目的新星。他也曾立志要成为契柯夫那样的国际著名作家，用他天才的文思，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供读者尝阅。谁知命运不济，国共间战事升级，巨大的政治风浪让他的理想倾刻间变成飞沫。

在上世纪中期的国家易帜中，他曾经精神幻灭过，感觉原本立命的土壤不复存在，对政治的本能疏离，也使他感觉命悬一线，甚至采取了自杀的行为。在朋友和家人的关心下，跨越了死亡线后，他毅然远离了文学，转而埋头于文物研究之中，从著名作家变身为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解放后，运动没有一刻地停歇，再低调踏实，也踩不准政治变换不定的节奏，被作为靶子批判和劳动改造，似乎是在劫难逃了。陋室、批判、疾病、歧视，他的下半生历经磨难，而唯一支持他走下去的，是他对服装、丝绸等杂文物研究的热爱。曾经，他推脱了点名被担任北京文联主席的高位，宁愿做个平头百姓，因此也用他的道家睿智，避免了更多的无罔之灾，得以让做研究的生命，在悲微坚守中沿续到了八十六岁。

1988年他走了，他去世的消息倒是几天后先被国外报道，国内媒体一度沉默。他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其中四百四十多万字，是他解放后文物研究的成果，跟文学无关。他的生命，全部凝聚于这些字行间，足够人们慢慢地吸收和继承。

他，就是沈从文，一个天资聪颖，才华盖世，低调温和，正直明白，柔且弥坚，而又从不浪费生命的书生。作为个体生命，他极为普通，毫不张扬，最怕出名，但他却是典型的精神贵族，以致于走后才让人越来越认识到他存在的价值和著作的意义。

让我们走近他，走近《边城》等他的作品，从中领略人性的真善美，感受人与自然混然不分的那种美好。因为正如沈老所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读沈从文的后半生有感篇二

寒假里，我读的第三本书是《沈从文的后半生》。本书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这本书是沈从文从1948到1988年四十年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沈从文在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这部著作由此起笔，沿着他生命的坎坷历程，翔实叙述他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叙述他始终不肯放弃的物质文化史和杂物文化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一九四九年来了。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他还是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的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独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新中国要求的文学，不是沈从文习惯的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由“信”字起步。沈从文的创作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学遭抛弃似乎成了宿命。

沈从文的文学被抛弃，甚至被批判，他惶惑、不安，而至绝望自杀。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北平的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他的妻子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由悲剧转入谧静，但耿直的性格，让他觉得自己是孤立的，是无法融入集体的，是无人明白的，从病的发展看，必然有疯狂的一天。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唯有大自然，唯有劳动，才让他觉得有存在的价值。1951年，沈从文下放到四川内江，身体和心情都大有好转，感觉“朗然在目，澄明见心”。他写《来的是谁》，当时人在农场，每天高强度劳动且身患重病。他的表侄黄永玉描述自己收到小说时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忽然正儿八经用蝇头行草写那么从容的小说来?”此类文学创作的情景，不时闪现，却终是萤火微光，不待点亮便被沈从文自己扑灭了。

从文坛自我放逐，是无奈的疼痛剥离，转而向久远的历史寻求支撑的力量，将后半生40年的大半精力倾注于“杂文物研究”，就不难理解了。

那一叶扁舟，漂泊于苍茫水域，舟上的渔翁远离了喧嚣的热闹，一径埋头顾自打捞那些不起眼的“虾子”。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今天我们会惊讶于当年他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而彼时却不能被认同。花费大量心血的成果不被认同，感是怎样的痛苦啊!

沈从文是孤独的。他有时候显得过于敏感、脆弱，还有点窝囊。他不像男子汉，抱着妻子的旧信吸溜吸溜哭鼻子。但是，他历经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的波谲云诡，始终保持清白，在独善其身同时又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前行。他突破了个体的困境和时代的困境，以后半生厚厚的文物研究著作，完成了他的人生超越。他对古墓的研究近乎痴迷，“外室看了内室看，只差爬进坟墓棺材里”。

无论是文学家沈从文，还是文物学家沈从文，都是中国文化长河中那一位孜孜不倦的打捞者。

沈从文后半生持续在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中。在时代剧变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呈现的强大内心和勇气，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深沉庄严的爱——像他爱家乡的那条河，曾经不知疲倦地抒写那条河的故事。沈从文的后半生，甘受屈辱艰难，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时间过去，杂声消散，那些孤独的坚守方才凸显它们的珍贵。

解放后，运动没有一刻地停歇，再低调踏实，也踩不准政治变换不定的节奏，被作为靶子批判和劳动改造，似乎是在劫难逃了。陋室、批判、疾病、歧视，他的后半生历经磨难，两个儿子也受牵连，大儿子沈龙朱一家下放到自贡，二儿子沈虎雏被打成右派直至37岁才完婚。唯一支持沈从文走下去的，是他对服装、丝绸等杂文物研究的热爱。曾经，他推脱了点名被担任北京文联主席的高位，宁愿做个平头百姓，因此也用他的道家睿智，避免了更多的无罔之灾，得以让做研究的生命，在悲微坚守中沿续到了八十六岁。

1988年5月10日8时30分，沈从文静静地走了。他去世的消息，几天后先是被国外报道，而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直到5月13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5月1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他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精神财富，其中四百四十多万字，是他解放后文物研究的成果，跟文学无关。他的生命，全部凝聚于这些字行间，足够人们慢慢地吸收和继承。他的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撰书“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他在离世前，连续两年被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内定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此时大多数国人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连中国驻瑞大使馆文化参赞对之也一脸茫然，竟让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三天即刊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瑞典的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这不能不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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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从文的后半生有感篇三

读完这本书已是夜半十分。心绪难平。当读到最后一节“告别”时，涕泗滂沱。

上大学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边城》，满心体会到的是“真”。别人的小说是在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他的小说是在水里荡漾出纯真笑容的，截然不同。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我只体会到“自然”在沈从文生命中种下的种子，却再没有过多涉猎。

那时候，最喜欢沈从文的一篇文章，就是《湘西苗族的艺术》，在质朴的语言中谈“爱美”，把当今那些靠涂脂抹粉、修身饰衣的浅显的美全都比了下去，真正的大家之美，没几个人能了解与理解。

读硕士的时候，看周作人传，提到“”时期的周作人，80多岁的老人被提到树下拳打脚踢，同时附有他的一张照片，穿着灰色的棉袄，蹲在马路边上，毫无表情的脸上是淡然还是麻木。这张照片深深刺痛了我，所以在日后，凡是提到知识分子在“”时期境遇的书籍，我都绕开走。我常常悲悯中国的人性，是什么让这个词汇成了“禽兽不如”的身后词?而且还亘古不变，每隔一段时间便要重新上演?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读到不一样的沈从文，我读到的就是大学时读《边城》时第一眼看到的沈从文。他的“真”在边城的江水边流淌出来，一直流淌在我们第一感知中体悟到的他的血液里。而在这本书里，作者真正想让我们读到的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时代与社会给每个个体的中国人带来了什么?这个个体可以上溯到那个悲国悯民的屈原，上溯到那个字字泣血的司马迁，直至今天读到的沈从文。是什么造成他们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到今天却仍然没有人真正地反思?

在给学生讲课时，我常常强调：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是那么的渺小;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来说，每个个体几十年的生命又是那样的鲜活和具体。我们在体会每一位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时，我们是否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他们几十年具细的情感和人生?如果能去亲身体悟，你才是真正懂得了文学。

文学，不是给不谙世事的二十岁的孩子用来“学”的，而是给风雨沧桑后的四十岁的人用来体悟的。体悟自己的人生，体悟大时代的社会，体悟历史长河中的变迁。

如果自己未曾亲历磨难，难以理解文学史中一切文学作品，那么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真的可算是最好的教材，能让我们从这个个体去体会一切历史中的“他们”。

“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这句话沈从文写于1961年，放在今天同样合适。质疑时代的精神似乎成了每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共性，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确是特例——因为它从未引起共鸣。

沈从文逝后，“国内的新闻却奇异的没有声音。”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马上去中国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他在《中国时报》悲凉地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他不知道，这是中国千古惯状，从未改变过。

沈从文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只是“唯我独醒”的特例，在中国的士人群体里，更多的是像范曾、丁玲那样的嘴脸。

我无力倾诉时代的悲凉，于是就只能在千百个沈从文的经历中自舔悲伤。读完此书，悲观弥漫到了整个骨骼深处。

即便是有张新颖这样的清醒文人，又有何用?即便是“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又有何用?更多的中国人对于“沈从文的后半生”是看也不看，就如同当年的红色小将对待他的多年的史料文稿，直接就弃如敝履了。

他对待自己的一生，如他与张兆和的爱情，清如水，彻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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