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读后感范文

我们的“长征”还没结束

——《长征》读后感

记得小时候，学校的喇叭里常传来这样的歌声：“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雷锋董存瑞……”

这也许是记忆中第一次出现“长征”的镜像，并不清晰，但是十分深刻；渐渐长大，从爸爸的书柜里翻出《红星闪耀》和《西行漫记》，又在光影闪烁间领略过《强渡乌江》与《飞夺泸定桥》，尽管对这场人类史上空前的军事转移还无法完全理解，又多了几分主观的强迫色彩和有些盲目的精神崇拜，但那支队伍行军的身影却也终于开始在心头扎根，八角帽和红五星此后时常在眼前幻化交迭。就在月前，在作者王树增的指引下，透过《长征》，第一次穿越历史，回溯往昔，拨开所有罩在长征头上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导向相关的思想障蔽，用真诚和平静感知了这场亘古奇绝的行军。

长征的一切源自一个绚丽之梦，一个发生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梦。

这个梦的名字就叫做苏维埃共和国。正是在这个梦幻国度里，人们得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也终于懂得人是可以自己主宰命运的。梦想与激情同时被驱动起来，人们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人人自强上进，热情洋溢；闲时一起欢唱自由与幸福，战时一起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虽然由于信仰的差异，有人始终发誓要掘平这里，但人们不为所动，他们继续着自己的乐观、自信、镇定，他们坚信“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那一天不会太遥远。在每一个篝火熊熊的夜晚，红军无忧无虑的歌声飘荡在空旷的山野，与当时那片混沌麻木的世界格格不入，似乎也在向我们拷问：快乐究竟是什么？

共产党人在这座真实的乌托邦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拥戴，那时的他们也无疑是最为坚定朴实的一群领路者，因为与民众之间毫无距离，因为自己当时别无他求。虽然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领导部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从敌人手中接管了整个国家，也提出了更多旨在惠泽于民的纲领政策，但不知为何，无论是他们自己抑或是获得解放的大多数人，都再也无法找回发生在江西那片山区里的所有纯真与快乐。也许未来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最终理想，其实并不陌生。但愿历史不会开这样一个玩笑。

直到敌对者在颠覆中占得先机，摧毁了这片自由的天地，摧毁了这里的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被重重围困，危在旦夕。梦醒时分，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反而迅速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与仇恨。他们有秩序地离开了家园，却坚信自己不久之后就能杀出一条血路，重返故土。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条，却成为他们创造奇迹的动力之源。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伟大源于一时的执拗。长征便始于这样的执拗，就是要暂时转移，然后恢复苏区，追梦而去，没有别的念想。

提到长征中的那支队伍，就必须提到他们的年龄。似乎有些意外，与亚历山大和腓特烈大帝的将士们相比，这是一支真正的“娃娃军”。书中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对那些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来说，长征之时似乎更像是他们稚气未脱时完成的一件不朽的艺术品，

红一军团总指挥“红军之鹰”林彪，28岁；“红军之狮”彭德怀，36岁；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38岁，军团政委王震，26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34岁；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26岁；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37岁；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6岁；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25岁；红三军团政委邓萍牺牲时年仅25岁；红十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牺牲时只有22岁；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则刚满19岁；周恩来当时36岁，毛泽东41岁，朱德算是长者，也不过48岁。整支队伍指挥员平均不到25岁，战斗员平均不到20岁，很多团营级军官都尚未成年，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比40%。

拥有单纯而稳固的信念，再加上年轻人的灵秀锐气与豪壮胆气，这支队伍就能够完成任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几天几夜粒米未进却可以昼夜不停地行军，遇到敌人时还能斗志不减，杀声震天，也就不那么奇怪了。这一点相信许多同辈都能够理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与火热激情一旦高涨起来，自己是很难控制的，控制得当便足以惊天动地。一曲悠远悲怆的长歌奏响在30年代的中国南方边地的万水千山之间，主旋律竟是灿烂的青春！

伟大的阳面令人振奋，历史的凝重却总让我感到坐立不安。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延续了自《远东朝鲜战争》以来秉笔直书的客观严肃，但仍可以感触到字里行间那种无以名状的掩饰与无奈，几乎可以嗅到作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虽然每一个牺牲都足够英勇无畏，实力弱小的红军抵抗国民党军堵截追兵之时却显得无比艰难，就连四渡赤水，智取腊子口，强攻娄山关这样的在后来军史中称之为指挥官“得意之笔”的战斗，红军打得也十分艰难，更不用提湘江、土门这样的惨烈之役。需要指出的是，敌人在整个长征期间与红军拼命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能让成百上千的年轻生命永远休止，每次都会给参战的战士留下不可磨灭的创痛。

更为残酷的是，纠结在这致命创痛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来自堡垒内部，或许这才是整个远征中红军将士真正的头号大敌。红军内部军事路线摇摆不定，领导层之间勾心斗角一刻不停，一封封作战电报，一次次政治局会议，背后隐藏着打着捍卫纯洁旗号的权力斗争，一张张年轻面孔却在期间不断消失，前行的方向也一次次为阴霾所笼罩。毛、周、朱、张（闻天）、王（稼祥）虽然赢得了与博古、李德、张国焘殊死博弈的最终胜利，整盘棋其实并无最终的胜者。

征途中随风飘洒的鲜血与生命似乎是为后来发生在这个领导群体中并最终无限扩散了的风暴埋好了伏笔。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1936年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段光荣岁月的结束或另一段光荣岁月的开始。历史背后的悲哀与龌龊也许永远无法得知，她的劣根性在《长征》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中虽得到了程度极高的抑制，但就连作者自己，也只能无奈地将史实列举出来，坦诚自己的不解与迷惑，期待着后人更贴切到位的解答。我只能感谢他，因为这也是真实的长征，至少人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句“没有史料表明……”，在史料面前的苍白。

英雄已逝，英雄不死。今天虽已不是英雄年代，但英雄精神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存在价值。精神是不能荒芜的，荒芜之后就会像现在这样，蔓延下去最终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谢幕。

假如宽阔浩荡的湘江、险峻雄奇的乌蒙山与苍茫无际的大草地真有灵性，不知道当未来某一天，人类的踪迹从这个星球上完全消失时，她们是否还能完整地保留住对当年那支传播信念与理想的征士队伍的集体记忆？

长征之后的数十年间，在攀登过一座又一座物质的高峰后，人类猛然发现自己心灵的高塔已经由于年久失修变得无比脆弱，甚至使得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因为失去动力而产生了发展危机。于是，活在当下的人们开始选择在茶余饭后反思自己精神的贫乏与缺失，并且四处寻找寄托和依靠。人们内心里渴望过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可以令人追寻不已。那一群曾在历史长河中光耀四方的赤色战士，以及那一条蜿蜒曲折布满荆棘与恐怖的漫长征途属于这一事件的范围。人们愿意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重新跨越那些崇山峻岭与激流险滩。悲哀的是，他们行进时既非衣衫褴褛，也不曾饥肠辘辘，更不论当年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取而代之地，现代科技在背后保障着他们的安全与舒适，给了他们游山玩水般的雅致心情，免除了他们关于生存和死亡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不可能体会当年人也使得他们中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代表在面对大渡河渡口的悬崖时只能是目瞪口呆，一句“震惊”远不足以表达当时的心情。说到底，今人可以把长征路重走上千遍万遍，可惜由于精神状态这一至关重要的错位，这种行为只能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奇探险。

感谢长征，88年前她的胜利，是对人类坚定信念和不屈精神的最高肯定，更是对挑战过一切艰难险阻后保留下来的勇气与决心的顶礼膜拜。人类的灵魂祭坛里，应该不会让“长征”这一牌位缺席，当未来的我们再度因面临生存的考验而迷茫踌躇之时，一定还需要从那里重拾昔日的信心与勇气，浴火重生，凤凰涅磐。

我们的“长征”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