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铁皮鼓读后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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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就是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小孩，声音能震碎玻璃，哪里不爽吼一嗓子，玻璃杯、窗玻璃、灯泡全都能报销了。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铁皮鼓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铁皮鼓读后感1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能够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述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透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那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能够唱碎玻璃的潜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铁皮鼓读后感2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务必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齐。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这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修改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铁皮鼓读后感3

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述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资料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述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之后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此刻我的其它作品中。

此刻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明白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注：阿·德布林(1878—1957)，德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1929)、《王龙三跳》(1915)和《华伦斯坦》(1920)等。)，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

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备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述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铁皮鼓读后感4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猪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铁皮鼓读后感5

为什么欧洲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民族之一，极富组织性、纪律性、创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却俯首帖耳地为纳粹服务，几乎呈现出全民纳粹，人人在党的局面，在战争中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虐杀了几百万人?而更为可怕的是有的德国人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还认为这样做是献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对于这种"文化"，我始终不能释怀。

在这部书-----《铁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与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战后联邦德国文坛的盟主，并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铁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赢得了当年"47社"的文学奖，1959年发表之后，更是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精华：

我在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里写下我的故事，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1899年，外祖母还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波兰姑娘，她独自在马铃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骗过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妈妈阿格内斯就是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结果。阿格内斯年轻时是个丰满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热烈的感情爱上其表兄杨布朗斯基，由于近亲不能结婚，她嫁给了莱茵兰人马策拉特。杨·布朗斯基和我母亲仍是藕断丝连，暗地里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3岁生日时我得到了妈妈送我的铁皮鼓并与鼓形影不离。也就在此时，我决定连一指宽高度都不再长，保持3岁孩子的状态，但是我相当的聪明，会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发泄对别人的敌意和愤怒。阿格内斯对丈夫从来就不曾有过爱，深爱着表兄，但对自己的行为又深感内疚。后来患了肥胖症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最后终因食鱼中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间。我总是孤单单，有时便到三楼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马策拉特请玛丽亚(大娘的女儿之一)管杂货店和照看我。她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毫无戒心，并无意暴露她的身体隐私在我面前。我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我的本能又驱使我要求过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当我同她睡觉时，有偶尔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的脸，我常在玛丽亚的怀里想入非非。一个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与玛丽亚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男孩库尔特。就在玛丽亚怀孕两个星期后，我撞见了玛丽亚躺在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把我所爱的、散发香草味的玛丽亚认作继母……

在这部作品中格拉斯从道德层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反思。正如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毕生作品是本世纪末文学世界里的道德小说。"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其次，格拉斯指出德国普通市民情感上的麻木和良知的丧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杂货商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冲锋队员迈恩在水晶之夜冲击犹太玩具商店，迫使商人自杀。迈恩捣毁和洗劫犹太人教堂和商店时没有人认为不妥更无人去指责告发，当他打死自己所养的猫，却被人告发"不人道地虐杀了动物"，被纳粹冲锋队除名。这两个对立的事件使德国普通民众冷漠的感情暴露无遗，寓意深刻。

最后，小说深刻地揭示出了遭受纳粹迫害的民族的思想状态，指出他们态度上的顺从妥协也加速了悲剧的发生。玩具商马库斯是犹太人的代表，他对政治局势的预见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二战发生前，他就意识到犹太人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但他的对策只是改信，准备和阿格内斯一起离开德国到伦敦。当阿格内斯拒绝他的提议之后，他也就安之若素地像以往一样生活下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拉斯在这里指出像马库斯一样意识到了灾难的临近的人们，没有采取任何办法自保，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抵制灾难的发生，最终只能在纳粹上台后被迫害致死。

小说试图通过战前德国人思想上浑浑噩噩、感情上麻木冷漠的状态指出，那些深思熟虑、谋划算计、发布命令的纳粹头领固然该为战争中的屠杀罪行负责，而那些小人物，那些平庸到只知服从纳粹的体制，而没有反思之力的人们，尽管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该承担一定的战争罪行。

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揭示出普通人的浑浑噩噩，麻木冷漠正是导致纳粹肆虐的原因。通过分析，格拉斯将视野锁定在道德层面上。

首先，是普通人情欲的泛滥，家庭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奥斯卡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本是卡舒贝人，长大后他面临选择波兰籍还是德国籍的问题。而他做出这个对他个人命运极为重要的决定的根据，只是他"一时冲动的决定"，因为他爱的表妹阿格内斯选择嫁给德国人马策拉特，于是他加入波兰籍以惩罚"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他并不是对波兰产生了认同感，而完全是任性的结果。于是在他和阿格内斯各自都组织了家庭，德国又对波兰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他还只是热衷寻找机会与阿格内斯幽会，长期与阿格内斯保持通奸的关系，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策拉特每周参加纳粹集会的时间成为他与阿格内斯幽会的绝好时机，根本不关心国家局势。

其次，是贪欲的腐蚀也导致道德败坏。在《橱窗》一章中，奥斯卡用声音切割商店橱窗的玻璃引诱人们偷窃，其中有年轻店员、女佣人、中学教员、规矩的老绅士、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甚至还有州高级法院里的检察官等各色人物。贪欲同样会使人们的判断标准失衡，使人们随大流并对发生在周围的惨剧视而不见。

在《铁皮鼓》中格拉斯对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的。在格拉斯看来正是由于情欲和贪欲造成的道德败坏，使得人们丧失了标准，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给纳粹的横行留下了可乘之机，作品中的"黑厨娘"正是失去道德藩篱后社会中存在的恶。在作家看来只有重建道德标准，人们都用道德约束自己心中邪恶的欲望，类似二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才能避免，人类才有希望。

但是在《铁皮鼓》中作者并未能指出新道德的内容及重建的目标，全书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淡淡的希望相交织的气氛，这不得不引发今人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建设都有启迪性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