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类读书笔记范文

《社会经济史》读书笔记

经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这些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我读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史》之后，就更加明白了这二者其中的关系。韦伯这位伟大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书中写道“整部经济史无非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历史。”以“理性化”为经，以社会行动与团体为纬，韦伯在《社会经济史》中编织了他心目中那别具一格的历史图像。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经评价到：“在我看来，韦伯是站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点上。他看到了古老体系的解体，并抓住了它的实质，而这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对于构思科学发展的方向，韦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贡献。这个新的方向预示了把握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根本意义”。

这本《社会经济史》主要是讲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因，书上从原始的家计氏族农业组织形态到庄园制，再到前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方，除了地中海优越的地理因素是外在原因之外，资本主义精神是其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直译的原因，这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起初读起来并不轻松，语言有些难懂，但细读几番也不难理解。下面我就来简单写一下我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笔记与心得。

书中的第一章写得是农业状态下的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书中介绍了十八世纪左右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农业状态。在村落式的日耳曼，各个村落之间相互独立，绝无与邻村相结合的必要。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当时主要生产力的农业，在日耳曼体现为土地分割法。书中写到：“村落中的每一农民，在每班给地内得有这样的一地带，因而各个的地面主权，原为平等的”。读到这种土地分割法，我不禁感叹日耳曼在当时的农业组织制度之先进，在十八世纪的各个国家，主要还是以封建土地制度为主，而这种平均化的土地制度，虽然一方面也是固守了小农经济，但是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农业，则商业的萌芽也会诞生发展。而这种抛弃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平均化的土地制度，在中国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也有所体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当时全球社会发展的趋势吧。

当然书中还介绍了十八世纪左右其他国家不同的农业制度。如俄罗斯的密尔制度，这种表面民主，实则为资本家所决定的制度形成原因在于俄罗斯当时严酷的农奴制度。还有乌克兰的耕地变换制度，苏格兰的高级耕作制度等等。

虽然农业形式各有不用，但是农业生活使人的群居生活更为重要，这样就促进了氏族——这种财产制度与社会团体的形成与发展。书中写到：“原始的家族共同体，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则差不多都是消费上的，而非专有上的共产主义。由此，可引出其他的种种进化，产生种种的结果。”所以韦伯把经济行动引入社会领域也即社会行动。边界便是普遍性的群体类型。家庭便是分析的起点。家庭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出现，各种群体关系也会随之出现。

家庭或家族，是夫妻关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的结合。然而建立在性别基础上得夫妻关系和生理学角度决定的父亲与子女关系，脱离了作为经济生活资料供应单元的家族，就是根本不稳定的。接下来是同胞群体。同胞群体的关键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母亲，而是有着共同的生活来源。婚姻不是单纯的两性结合以及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社会化组织，而仅仅是没有被视为两性关系的对立面。就经济与个人关系而言，婚姻的存在意味着对外关系上的休戚与共以及内部财产和日用品消费的共产主义，他们共同居住，家族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甚至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接下来是亲属群体。亲属群体并不是一种像家族或邻里那样的“自然”群体，它以大型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其他亲属群体为前提，是所有忠诚的天然媒介。它是一种保护性群体也是候补继承人的群体，其构成成分是分家或离婚而离开家庭的前家庭成员及其后裔。

家庭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前的工业及矿业的萌芽，这里便是书上第二章的内容。书上有这么两句话：“此发展之出发点，系为生产小家族或大家族自己需要的家内工业。由此出发，可发展为部落工业，因为部落可独占一定的原料或技能”。我的理解是当家庭内的生存需求获得满足时，家庭便开启了通往市场的大门。因为某种石材，金属甚至于盐只存在于某一地域之中，所以这促进了某一地域的部落的产生，这一部落独占了自己领域内的原料，基于某一原料的手工业得以家族式的流传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此，在部落之中，若一方为农民，一方为领主。领主为其需要，雇佣或强制手工业者为其劳动生产，这便产生了庄园式的经济。

与家庭的演变与庄园的发展并行不悖的是市场的发展，这在书中第三章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中体现，在书中这样写到：“使商业发展的可能性，为领主商业之成立，即领主阶级成为商业之担当者。庄园领主最先想到，将其庄园的剩余生产物，供给市场，这也是各处均发生的事实。”这些举措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同样的，商人需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样只能用过政治的权利才能达到，于是贵族把对商人的保护当做特权来加以使用，由此换来的是商人给予他们的报偿。

我对此的理解是随着经济手段和资源数量的增长，生活机遇随之增长，加之家族成员能力和需求的发展和差异，个人越来越不满足被束缚在由群体规定的僵硬的生活方式上；子女继承财产和结婚而使分家变为可能，家庭规模缩小化；个体化生产使得个体不再从家族和亲属群体，而是从行使强制管辖权的政治权威那里得到保护。由于和外界交换而导致家族与家庭内部权威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兴起，这便是韦伯在这本书中写得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的理解是商业化的发达，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商业化，它的意义：第一是企业股份证券之成立；第二是受益证券特别是国债券及抵押债务的证书之成立。”而这种商业化的发展，毋庸置疑最先在近代之西方出现，书中说在近代经济生活之中，有价证券的发行是合理获得资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这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在股份制公司的发展之上。这种类似于近代股份公司的形式，最明显的体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至此，韦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做了很详尽的描述，这种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一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我认为韦伯一定对这些影响因素十分看重，这种对于环境与制度的看重甚至大于经济其本身。正如他在书中写得这般：“我们已举出资本主义经营之前提条件，为企业家生产物质手段之专有、市场之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及经济生活之商业化，除此之外，还有投机”。

这本书虽然写到这已经接近于尾声，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现代经济学术语是否适用于描述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如果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被用来分析历史，在具体的经济研究中又该如何运用理论？我想韦伯已经在这本书中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最后，我也认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经济现代的理论绝对不是相分离的，二者绝不是简单的叠加，也不是单方面的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变化往往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实现，二者只有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共同促进经济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读书笔记

重温《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这本书，很有感慨，也对进一步理解当下的疫情有一定的帮助。

这本书本书以1995年7月美国芝加哥市遭遇的造成700余人非正常死亡的热浪为研究对象，作者结合具体的事件背景，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孤独中去世？进一步的相关问题是，人应该如何有尊严活着和死去。作者通过对城市家庭传统、邻里关系、公共政策、新闻报道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剖析，探讨了造成灾害的社会因素。这一深入并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剖析，使此个案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指导意义。

1995年7月中旬，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袭击美国芝加哥市，导致700余人罹难。这一事件引起了年仅24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新入学博士生埃里克·克里纳伯格（Eric Klinenberg）的深切关怀和持续关注。他决定以此事件为博士论文主题，开始了长达5年的研究。之后，埃里克·克里纳伯格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写成《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英文名为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一书。2002年，此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在1995年7月的芝加哥热浪灾难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孤独中死去？人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或死去？第一个问题是在探求事实真相，第二个问题凸显社会关怀和哲学思考。作者在第一章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孤独死亡”这种“孤独的社会生产”，探究了在美国的“恐惧文化”和“个人主义”的文化条件下贫困和衰老人群具有脆弱性的原因。在第二章中，作者详细阐述了种族和空间两个要素和脆弱性的关系，以南朗代尔和北朗代尔两个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统计学数据高度相似但在热浪中的非正常死亡率差异很大的社区为例，探究了邻里支持系统和社会生态在文化实践中的作用。在第三章中，作者将视角聚焦到灾难中的政府，对赋权时代的公共服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改革政府大背景下把部分公共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最需要这些公共服务的人群恰好是贫困或衰老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经济实力购买这样的公共服务。作者在第四章从公共管理治理的角度对政府部门推卸责任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和谴责。在第五章中，作者又将视角转移到灾难中的新闻机构和发言人，分析了热浪事件新闻和信息的文化生产过程，描述了媒体是如何利用组织结构和职业实践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一个公共新闻事件来报道的。作者最后在结论部分指出，只要只要存在脆弱、孤独、贫穷等这些城市环境的典型特征，像“热浪”这种外部因素还会继续造成灾难，政策制定者需要以社会剖析的方式重新审视城市环境中的新风险。

选题视角方面，作者选取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自然科学无法充分解释之处切入，从而进行社会剖析，既为热浪事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科学视角，又体现出作者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在此之前，对于热浪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但气候模型预测的死亡人数远远小于实际死亡人数。而且市政府推卸责任，将此热浪灾难定性为“气象学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使用社会科学的手术刀对热浪灾难进行了解剖，探究了灾难产生的社会条件，并阐述了公共事件和社会经历的符号学构建，即官员、记者和科学家通过符号构建过程建立起对热浪的主导性分析。[1] 社会科学研究在这里弥补了自然科学在解释社会现象上的不足。

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具有两个理论假设：极端性与典型性。极端性指极端状况更能察觉社会事实。典型性指公共机构在压力和危机下自身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作者为剖析热浪灾难的社会原因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热浪袭击的社区进行参与观察，与热浪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媒体和记者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作者依靠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从多个方面完整地呈现了热浪灾难的前因后果。作者在阐述种族和空间两个要素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案例控制研究方法。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统计学数据高度相似的北朗代尔和南朗代尔两个地区在热浪中的非正常死亡率差异明显，然后从社会生态的角度剖析了这种差异的原因：北朗代尔地区具有危险的社会生态，很多建筑被遗弃、商业颓废、暴力犯罪多、人口密度低、人口居住分散等，阻碍了社会帮扶网络的建立。而南朗代尔地区具有相对安全的社会生态，商业繁荣、街道人流涌动、犯罪率低、人口居住较为集中等，有利于建立社会帮扶网络。作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个案研究的范本。

《热浪》这本书具有深厚的芝加哥学派传统。芝加哥学派传统的核心是强调物理与社会空间，关注社区与公众生活，考查种族差异性，将城市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进行评估。[2] 正是基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传承，作者从社会分层机制和社会生态学两个理论预设出发对热浪灾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剖析。此书为芝加哥学派理论传统贡献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很好的传承和拓展。芝加哥学派是城市研究的鼻祖之一，开创了城市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范式。但该学派主要着眼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芝加哥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局限性。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时代结束，以信息和服务业为重要基础的新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在这一大背景下，洛杉矶大都市区崛起，成为城市研究无法忽视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批研究洛杉矶崛起的学者被美国学术界称为“洛杉矶学派”。[3]“洛杉矶学派”虽然也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理论，但对传统的城市发展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发展具有和传统理论有悖的地方。例如，在传统理论中，城市中心具有重要的控制与影响能力，会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与带动作用。但洛杉矶大都市区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发挥控制与影响能力的城市中心，而是呈现出“多中心化、零散化、碎片化”的城市结构。 [4] 虽然在很多层面上与传统的城市发展路径有所差异，洛杉矶大都市区却始终是极具活力的多元文化的地区，吸引了大量移民，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工业增长极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洛杉矶学派的发展也许能为城市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突破。

此外，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作者的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学术研究常常给人以冰冷理性之感，但本书却在学术性和人文关怀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5] 作者在对热浪事件进行社会剖析的时候，进行了长达16个月的田野调查，接触了与热浪事件相关的大量的人群，包括受害者的家属、社区居民、医生、护士、警务人员、志愿者、政府官员、市政服务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和气象专家等。作者不仅仅对芝加哥市的社会生态进行剖析，更是把研究焦点放在了活生生的“人”上。他认真倾听各方的描述、倾诉、抱怨甚至掩饰，他甚至亲自去停尸间调研。面对政府的推卸责任，他敢于搜集证据并提出质疑。作者还在“后记”中对热浪事件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作者对贫困和种族隔离等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

本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启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便是社会科学如何研究“人”。社会科学更多地在研究社会现象和体制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现象和体制机制背后的“人”的多样性。而本书在城市生态学基础之上，对热浪灾难中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探究了社会制度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社会科学对“人”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另一个方面便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本书有两个理论预设：社会分层机制和社会生态学。这对社会科学研究至关重要。谢宇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座中曾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原则：变异性、社会分组和社会情境。自然科学的重心在于研究普遍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在于变异性。发现变异性之后，在变异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社会分组。在对社会分组进行研究和解读的时候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

《热浪》的研究不仅为学术界做出了贡献，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对于应对城市突发事件的反思。《热浪》这本书是作者基于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而写成，这给我们在读博士生也树立了一个标杆。

《逻辑学十五讲》读书笔记

亚里士多德曾说：“求知是人之本性”。这也是《逻辑学十五讲》开篇中提到的一句话。自由阅读带来的享受与获取知识带来的满足，超越了世俗的功用，非山珍海味与名利权势所能至。

在弗雷格生前，他的工作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承认。他在逻辑方面的工作遭遇的是普遍的不理解，他的哲学性著作几乎无人问津，当然更谈不上理解。不过，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读过他的著作，并对之十分欣赏。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推荐，弗雷格的工作才在20世纪得到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也因此被公认为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

概括起来，弗雷格在逻辑学等方面的主要贡献有：（1）最先阐述了逻辑主义纲领，即从纯逻辑的概念，经过定义，可以得到其他的数学概念；从逻辑命题出发，经过严格的推理，可以派生出其他的数学命题。也就是说，数学的可靠性基础在于逻辑……（2）把数学上的函数概 从各个方面加以推广，阐述了“概念是其值为真值的函数”的重要论断，提出了组合性原则和外延论题……（3）提出了哲学逻辑研究的三原则：“必须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命题的前后联系中去寻求一个语词的意义，而不要孤立地去寻求它的意义；必须始终牢记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他率先擎起反心理主义的大旗，并深入阐述了涵义和所指、函数和概念、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对20世纪分析哲学的兴起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罗素出身贵族世家，其祖父罗素勋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度出任首相。罗素曾在其自传的开头说：“有三股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1950年，罗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高度评价他作为“人道主义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的斗争精 神，认为“罗素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这个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的思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

哥德尔毕生坚守的哲学信念是：世界是理性地构成的，并且是可以为人类心灵认知的；存在与物理世界相分离的概念世界；对概念的理解应更多地诉诸内省，等。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1940 —），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6岁读高中时，他写了一篇论文《模态逻辑的完全性定理》，寄送到普林斯顿大学审查，有关教授认为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邀请他到该校工作。据报道，克里普克回信说：“您的提议使我倍感荣幸，但我妈妈说我必须先读完高中。”该文被推荐到逻辑学方面的顶尖刊物《符号逻辑杂志》上作为首篇论文发表，当时他19岁。随后，克里普克入哈佛大学数学系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作为一年级新生，他被选为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有薪俸），并给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讲授高等逻辑课程。大学毕业后，先在哈佛大学、后转入洛克菲勒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教。克里普克批判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人所主张的关于名称的描述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该理论认为，名称（至少是一部分名称）只有指称而无涵义，专名和通名都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内都指称同样的个体或类，假如这些个体或类在这些可能世界中存在的话；命名活动不是依据名称的涵义，而是依据名称与某个命名活动的历史因果联系，即依据人们对某些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的了解。一个名称的所指是由与使用该名称有关的社会历史传递链条决定的。基于这种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提出，“必然的和偶然的”是形而上学区分，“先验的和后验的”是认识论区分，而“分析的和综合的”是语言哲学区分，不能将这三种区分等同起来，相反，存在着“先验偶然命题”和“后天必然命题”。同样基于这种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还发展了一种新型的本质主义学说：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具有的属性，具体地说，个体的本质是该个体的因果起源，自然种类的本质是其内部结构。他还把严格指示词理论应用于心灵哲学领域，在该领域提出了有很大影响的新理论。有这样的说法：《命名和必然性》产生了一个“真实可见的哲学工业”，各种诠释、赞同、批评、争辩、反驳等等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二讲：给思维的野马套上缰绳——什么是逻辑学？提到逻辑学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它撇开推理和论证的具体内容，而专门研究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形式结构关系，正是这种结构关系使得我们由真前提只能得到真结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是逻辑学的基本规律，它们体现了逻辑学的基本价值追求：追求思维的确定性、一致性、明确性和论证性。在遇到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逻辑学要求我们从清楚、明确的概念出发，精确地确定问题之所在；把该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的问题；逐个找出解决这些简单问题的可以操作的模式、程序、方法和准则；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检验它们的真假对错，等等。这正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和运用，并且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逻辑学所体现的这种理性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在中国研究、传播和普及逻辑学知识，在国民中培植严格的理性精神，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走进风险的世界》读书笔记

《走进风险的世界》这本书由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樊纲所著。在本书前言中，樊纲写道：“一名经济学研究者至少应当会写三类文章。一类是面对“圈内人”写的专业论文；第二类是专对制定经济政策的人们写的“政策文章”；还有一类即为“经济杂文”了，这一类文章最大的特点不是“对策”而是“解惑”，它不直接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而只是力求说明一类经济现象，说明一个经济学的道理。”本书正是这样一本不同于以往经济学艰深、枯燥面貌的杂文集。这部新著收集了樊纲自1992年至1998年所写的经济杂文55篇，有他数年来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发表的系列札记，也有“东南亚危机断想”等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趋势所发表的时评。

本书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

读了这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经济学也可以用白话文来写，虽然我是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学过经济学，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这种写法可以使经济学更加通俗易懂。光是这本书的目录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治学经济学”胡侃、选择闲暇、骗出一套新体制等，这些抛弃了传统经济学书的晦涩难懂的特点，更加有智慧地向人们传达了经济学的道理。

《对幸福的评价》一文让我对幸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者在文中指出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钱和成本、收益、利润，就是幸福和成本。

本书中作者有两篇文章中提到了闲暇，《给自己多攒点闲暇》、《选择闲暇》，从对闲暇的分析，可以引出许多有意思的结论。比如，它可以使我们保持一种无忧无虑、轻松乐天的生活态度，多看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在平凡中发现无处不在的生活乐趣。有钱可以“悠闲”，没钱照样悠闲，但它也可能产生一种“阿Ｑ”精神，把贫穷叫“简朴”，称懒惰为“不争”，自己消极混世，还说出一套“闲适”的穷酸道理误人子弟。得意时踌躇满志，到处贴上“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的条子；失意时又要作慷慨激昂状，大骂努力进取者为“俗气”。不过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些。闲暇可以提供满足的道理，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可以首先把我们引到经济学的另一重要概念：机会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基本的意思就是有一得，有一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学的老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大意）：国王会羡慕在路边晒太阳的农夫，因为农夫有着国王永远不会有的安全感。这话中包含着许多层含义，其中一层就是说，国王的权势也是有代价的，至少是以那种“安全感”为代价———你要有权势就不能不时时防范有人在搞阴谋诡计想要暴动叛乱、篡党夺权，而你要有农夫那样的安全感就不能有国王的权势。不过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概念的意思要更狭一些，它往往特指在“资源是有限的”这个前提下，将一种资源更多地用于这一目的，便不能更多地用于另一目的。经济学中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黄油与大炮”：一个国家总共有那么多的资本和劳动，既要生产黄油（消费品），又要生产大炮（武器），多生产了一吨黄油，就要少生产（比如说）两门大炮，这时那少生产的两门大炮，就被称为多生产一吨黄油的“机会成本”。

还有《对幸福的评价》一文让我对幸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者在文中指出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钱和成本、收益、利润，就是幸福和成本。

通过阅读本书，我受益良多。我发现原来经济学也可以用白话文来写，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这种写法可以使经济学更加通俗易懂。光是这本书的目录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治学经济学”胡侃、选择闲暇、骗出一套新体制等，我对经济学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我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保持一种无忧无虑、轻松乐天的生活态度，多看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在平凡中发现无处不在的生活乐趣。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钱和成本、收益、利润，就是幸福和成本。如我们要抓住机会成本、要学会把握闲暇等。另外正确看待金钱与权力、看待能力与性格。学会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做出理智的选择。多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作为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我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阐释。

我更体会到一本好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在空余时间多多读书。

《以利为利》读书笔记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这本书共十五章，大略分作三个主题：一是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关系的变迁，二是县乡财政危机的发生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三是发达地区财政结构异变与“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入实地调研访谈的大量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对于在深层结构中理解改革过程的诸多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而接地气的分析框架。

读完《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这本书后，我对国家的行政方式，行政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国家财政被分成了中央政府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虽然是作为共同的执政利益集团，但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在财政上分配却决定着中国政府的行为，它改变着中国的财政政策，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全部百姓所能享受到的政府的公共服务。

我认为地方政府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在放权的年代里，地方政府面临的是和同级别其他政府间激烈的“指标竞赛”，政府不得不探索求生的方式，在中央政策不明确、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财政压力去争取财政收入的增长，沿海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还能正常的运转，但是中西部落后的地区则面临了巨大的危机，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能保障。在集权的年代里，虽然落后地区政府获得了转移性支付来保障其事权的实施，但是这种事权却更多的移交到了地方政府，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看到，到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2.1%，但是事权却占了中央和地方的85.1%，这对于地方政府也是一个挑战。

作为一个巨人站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央政府在如何分配财政收入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集权，则各个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无法充分调动各地发展的活力，往往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放权，则发达地区的强大会充分威胁中央政府，而落后地方与发达地区差距将会逐步拉大，中央失去调控全国的能力，中国秩序将严重打乱，形成乱局，正如书中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围绕着如何“收放”的改革问题，中央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中一直在探索中尝试，这其中的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但整体上到今天向着一个良性发展。

中国土地面积广大，在如此巨大的土地上，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使得不同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我认为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分配能够引起中国变革的一个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借助其优异的地理资源和发展历史，经济发展很快遥遥领先与中国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而西部地区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一直滞后，财政收入偏低，这些地方的人口显然没有赶上中国腾飞的列车。中央政府负责领导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有义务来协调统筹全国的财政，推动中国平衡全面的发展。

分税制这一种税务制度在加强了中央政府财权，这一过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央政府制定政策能够强力引导地方政府发展方向。分税制使得“财权层层上收，财权层层下移”，并且在地方政府可以留下的税种中，与土地开发、城市拆迁和建设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税收增加能够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样的格局导致了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与之相伴的是土地价格的迅速增长，房价的飙升，使得中国房地产行业一度失控，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未能制止房价的增长。书中用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从这样的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房地产行业火热的缘由。虽然分税制自1994年到如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其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进一步去弥补，中国特色的道路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探索。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财产数目的划分，从书中所举的例子分析，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已经演变成为了中央引导地方政府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中央制定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决策，引导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点。财政包干制导致地方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热情高涨，大量的乡镇企业在中国这片新兴的土地上发芽。分税制的施行加强了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经济发展的能力，转移性支付为欠发达地区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使得中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即使在很落后的地区也有资金保证学校硬件的完整，惠及了全国的各个地区。

本书结尾，作者周飞舟提出“对于政府来说，财政是有所作为的关键，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政府财政既非政治目的，也非立国之本”。我认为庞大的中国需要有政治作为引导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促进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的驱动力才能推动其进步。读到本书末尾，作者引用曾子“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方才知道其含义。

《再造政府》读书笔记

《再造政府》是一部公共管理学的经典著作。作者戴维·奥斯本被称为政府再造的大师，他在本书中系统全面阐述了再造政府的战略路线图和实践中的运用。虽然案例多来自于西方国家，但很多仍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均开始推行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革新，成为时代风潮，改革创新措施层出不穷，政府体制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丰富。本书的“再造政府”便是新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企业化政府”的精神。历史总在重演，这次重读经典著作，我有了很多感悟。

在读本书知道，政府再造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技术、新发明，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对全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科层制政府显得迟钝和不适应，导致政府开支大、经济停滞、财政危机、福利困境、政府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严重等种种问题。

而此时现代企业的有效管理和成功经验与政府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企业的高效率和发展速度让政府望尘莫及，有了参考群众便有了期待。各国政府在困境和压力下采取了措施，探索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以适应公共管理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竞争力和行政效能，满足公众的期待。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是“政府再造”。

作者奥斯本认为政府再造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和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从书中可以明显感到，作者说的这种再造，就是要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创建企业化政府，使政府具备创新能力和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适应当前和未来环境的变化，提高政府的绩效。倒不是说让政府像企业那般去追求利润，而是要求政府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将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注入政府的部门中，像企业那样以顾客为导向为中心，以创新和竞争的态度使用资源，向社会提供服务。

我认为政府再造一词揭示出政府改革的本质，改革涉及政府内部组织、运作程序的调整，更涉及政府外部关系的变革。确实在那个年代，各国遇到了共性的困难，美国、英国、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再造”去重塑社会，以引导、管制及控制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重塑政府运动，指定时任副总统戈尔主持改革，以企业化政府理论为指导，提出创建一个工作更好、花费更少的政府。其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的，一是强调顾客导向，重视市场机制，减少政府直接管辖；二是简化政府规制和程序，实现“去官僚化”；三是明确职责明确目标，充分的授权赋能，增强政府的适应性；四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

英国向来是比较激进的与众不同的，从脱欧一事便可见一斑。当年在撒切尔和梅杰任首相期间，英国政府做了激进的政府改革，他们的主要措施是问题导向的，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一是大幅度精简人员，二是将公共事业转移给私营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三是成立“效率小组”对各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提出改革建议，四是实行分权式财务管理改革，强调管理者的资源作用能力，五是把服务提供和执行职能从决策部门中分离出来，并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和管理自主性，六是定期检查执行机构的职能和绩效，以确定是否将整个执行机构和某些部门予以撤销或出售，七是以公民顾客为导向，公开公共服务的服务标准，接受全民监督，将人民纳入顾问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来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报告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解决了要不要改的问题。报告指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解决了改什么的问题。报告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解决了怎么改的问题。

《再造政府》一书给我带来的思考是虽是用了西方国家的案例，但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有借鉴意义，有些也已经付诸了实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具体实施和补充完善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更难。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却是权力，而我们是一个对“权力”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度。调整权力无疑是一件非常复杂和敏感的事情，报告明确要求政府要“简政放权”,“推进大部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这相当于要政府进行一次自我革命。但同样应该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人民群众。这一意义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的有效途径。

另外我觉得书中的理论，他国的实践，我国的改革方向，归纳用在高校治理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高校是个小社会，与“政府”改革有着同样的逻辑。高校在治理中所遇到的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相似，也可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缩影。反之，以小见大，在全社会亦可推广。同政府再造一样，高校治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明确目标，统一思想。目标要植根在所有管理人员的意识中，哪怕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一旦组织有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组织再造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凡是有着明确目标的组织往往会成为再造引路人的原因。

所以阅读本书后，我觉得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深度，必然催生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高校的问题客观来说比较多。高校与市场接触实际越来越紧密，但与市场的交换能力实际又有很大的差距。暴露出在治理机制上的种种不适应，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科研教学管理、财务管理、监督管理的一连串问题。说企业是价值导向也好，利润导向也好，都有个在组织内公认的目标。这方面高校也可以注入企业管理的思维。目标未必是利润，但可以是价值增值，也可以如企业那样以顾客为导向为中心，以创新和竞争的态度使用资源，发挥高校的功能。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高校，把经济管理引入是发展趋势。我相信危机意识催生改革，创新动力促进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