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查报告【实用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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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面的调研报告 篇一

1.产品与商品之辨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信息披露的关键点在于：生产者对产品信息披露到何种程度为已足，也就是标准是什么？基于前文已述及部分，在求解存在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就必须厘定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标准，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在标准之上，自然而然就会达致对消费者、监管者的信息补偿目的。否则，在标准之下就会出现消费者没有受偿或受偿不够的后果，这一后果就会变现为生产者获得了因自己不补偿别人而带来的收益。为此，就必须为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设定如下标准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最新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装箱就应标注“轻拿轻放”等中文警示说明或(和)相关警示标志。此类信息在生产者关于产品信息披露义务序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但学界给予它的关注却没有与其本身所处地位相适应。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维度切入，充分考量这类信息对于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等方面的意义：一是“使用不当”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二是在“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的话语表述下，生产者对于“容易”、“可能”的情况都做了哪些努力使产品更不容易或更不可能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危害人身、财产安全？三是这种技术上的投入是否足够？四是这种努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关方的？而这些信息按照以上提到的判断标准来评定是否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五是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是否圆满回答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质疑？如某品牌“银海象”系列电热水器，在使用说明书中对何谓“关机”并没有予以必要的说明，关机后是所有指示灯都不显示工作状态还是关机后还有一部分指示灯仍然亮着并显示工作状态？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理性的经济人根据诚实信用之要求，通常会理性地选择披露真实的信息。但这类完美性的经济人只是理论中的理想类型。实际中，生产者往往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另外，需在注意的是这里探讨的瑕疵信息指的是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信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那种类信息。至于那些攻击别人产品的信息、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信息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作了这些区分之后要回答的问题是瑕疵信息的概念是什么？它可以归类于产品缺陷的定义中去吗？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

法律调查报告 篇二

调查对象

1、相关社会背景和主要目的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十分严峻。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学生重视专业课，而不重视法律基础课。同时，大学生的法律观存在偏差，法律观念薄弱。许多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犯时选择沉默，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将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弱，从而导致高校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大学生迫切需要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指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成才的迫切需要。

2、被调查者的选择和简要情况

本次调查选取了天津工业大学及其刚毕业的学生。

3、调查方法和流程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学校进行了匿名调查，共收集了139份问卷。

4、调查内容

分析和了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促进大学生学习、了解、理解和运用法律，特开展本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

调查结果和分析

你的性别

a男45.61% B女54.39%你们年级

大一23.68% B大二65.79% C大三4.39% D大四6.14%

这项调查涵盖的范围很广，男女比例相对平均

你对法律问题感兴趣吗

a很重视40.29% B普遍关心56.12% C无所谓3.6%你对我们大学生的整体法律意识如何

a很强，13.67% B一般62.59% C很弱，17.88% D很弱，5.87%作为一个大学生，如何看待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与你息息相关？a很接近，41.77% B一般是50.21% C几乎不是8.02%

被调查的大学生通常报告自己对法律的态度，但关注程度明显不足。大部分学生只报一般关注，同时认为整体法律意识只是一般。缺乏关注和普遍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课本和电视。课本上的知识太有限，太书面，与现实生活没有很好的联系。在电视上，虽然灵活性很强，但是不够专业，甚至可能会出现错误，限制了接收知识的时间和空间。

5、对结果进行评价和分析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准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并不容易。因此，本文只能根据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粗浅的总结:

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或多或少对法律基础知识有所了解，并不是完全的法盲。每个学生从小就受到传统伦理的教育，早就熟悉了法律的基本知识。尽管有一些负面因素，但我们学院大学生的整体法律素质是可以的。这里说的只是基础知识，不是高深的理论。现在我们学院的大学生没有必要学各方面的法律。

懂法不代表会用法。它们是两码事。应用主要是基于知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少，缺乏社会经验，加上自己的特点，比如冲动的行为，容易被别人煽动，追求时尚和个性，好面子，在处理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很少正确运用法律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

维权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遇到侵犯个人权益的事情，大多选择回避和容忍，认为一件事比一件事好。他们虽然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没有真正挖掘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缺乏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法律的信任度较低。

法律调查报告 篇三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

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

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

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法律调查报告 篇四

一、调查时间：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

二、调查地点：大坝乡沙庙村二队

三：调查对象：大坝乡沙庙村经常外出打工的农民

四、调查目的：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了解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调查方式：采用收集材料、电话、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在大坝乡沙庙村的农民工中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这份调查涉及到该村200人，年龄涵盖1８岁至５５岁之间，有效答卷1４３份。

通过调查了解到，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从事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工厂干临时工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

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问题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的社会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应该是今后法制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５、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目前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的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法制宣传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急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集中，有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１．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引导农民工法制教育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将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相关单位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演讲；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类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4、抓好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企业主是企业发展、运营的决策者，抓好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树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使他们理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努力掌握宪法、基本法律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观念，达到依法治企，诚信经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内容上，要选择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金融、税收、劳动社保等相关的法律；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5、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比较大。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建立工地民调组织，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在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上，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对农民工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还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此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的调查，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在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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