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参考800字(精品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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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论文 篇一
近年来,江苏卷较重视各种史观,近几年高考试卷里都有体现,迫切需要我们师生一起重视各种史观概念。最基本的史观,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等。首先,要让学生掌握史观的基本内涵。其次,教师在高中历史课堂上要注重引导学生运用各种史观来研究历史问题,使其能准确、熟练、科学地运用各种史观来认识和解决历史问题。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第22题的第2问:“与传统性相对应的是近代性。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以‘王韬课士的近代性’为主题进行论证。(10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280字左右)。”此题是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的亮点之一,突出考查了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尤其体现在对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考查。此题要求学生对“王韬课士的近代性”进行论证,需要学生掌握必要的历史学科素养。比如:历史诠释和论证能力。解答时,学生需要分析题目,然后从考试选拔的形式、命题内容、考试结果和导向等角度将“王韬课士”与“古代课士”进行比较,进而论证出“王韬课士”所具有的中西并存和顺应时代及世界发展潮流的近代性特征。驾驭这道题的要素之一,就是能真正掌握近代化史观的内涵,不是简单地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理性化等三个角度来诠释“近代化”史观的内涵。
二、夯实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的提升
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西方兰克学派认同“: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胡适曾讲过: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新课改以来,全国各地高考历史试题在选择题的命制上多以各类历史图片、文物、学者观点、漫画、表格、社会生活场景等材料来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20道选择题都是采用材料来创设新情境。如选择题第6题社会生活场景、第11题历史图片、第15题表格题、第17题是学者观点等,几乎没有一题不是通过新情境来创设新问题考查学生。学生对此类选择题既感觉有新鲜感,但又有感觉到有难度。如何帮助学生提高解答此类题目的准确率呢?笔者认为需要在历史课堂上增加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增大对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和历史学科思维方法的考查力度。
三、力染课堂,感知升华———情感的渗透
历史学科论文 篇二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学 科学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3]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历史论文2100字 篇三
一、对学生进行革命理想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每个朝代的更替,每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历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新旧更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的、进步的事物代替旧的、落后的事物,也是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进步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让学生将目光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形成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我国古代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的英雄人物、志士豪杰涌现,他们有的具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信念,充满了英雄气概,如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时,他的爱国情操可以让学生为之沉迷。有的具有崇高的理想,救人民于危难之中,如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经过了含辛茹苦的十三年,终于治水成功,他们的责任感也会让学生为之触动。还有坚韧不拔,周游诸国的孔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他的勇敢与坚强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再如“闻鸡起舞”的祖逖,他的勤奋、好学也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沉淀,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教师要将其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利用先人的事件激励学生,引导学生向先人学习,领会他们的高尚品格,并时刻牢记这些英雄故事,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挫折不气馁、不放弃,勇于挑起社会的重担,做一个有理想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学生形成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v^带领着中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斗争、解放战争,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也是为中国社会带来大的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v^和中国人民形成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并世代相传,成为中国^v^和中华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学生不忘历史,不忘记那些为我们的幸福生活而献身的革命前辈,将这种优良传统发扬下去。但是,在目前这种物质财富极其充足的条件下,很多学生对艰苦奋斗没有概念,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该享受时就享受。对于学生的这种观点,教师要结合历史上的相关故事进行修正。以“文景之治”为例,汉代皇帝文帝、景帝以皇帝之尊仍然提倡节俭,他们富有天下却不肆意挥霍,春耕时亲自下田,秋收时参与收割,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最终使汉初的经济逐渐复苏,实现了国富民强的梦想。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斗争,如果我们的党和人民不依靠艰苦奋斗,是很难战胜一次次的困难,也无法建立新中国,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相关的数据对比来让学生意识到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坚持自力更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那些错误的消费观,不攀比,不贪图虚荣,凭着自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树立远大的理想,并坚定不移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我们进入了新的世纪,属于我们的奋斗才刚刚开始。教师要引导学生抱牢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以民族精神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挥霍、不能浮躁、不能见异思迁。这种精神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并有效利用,传给子孙后代。
三、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具有民族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一个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就是团结,而爱国主义则是民族团结的核心,是一种强有力的凝聚精神,也是一个民族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历史知识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些优秀的历史故事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教师要把握好历史这个丰富、生动的教材,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合在历史教学之中,抓住一切时机,巧妙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更好的认识,笔者在讲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时,选择将两部分进行对比,首先让学生了解中英战争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开展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重大变革,并以农村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先讲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是受封建剥削最严重的地区,经济非常落后,劳动者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人格尊严。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实施了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彻底翻了身,农村经济也迎来了飞速发展。这种对比讲解的方法使学生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让他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明确了自己肩膀上背负的重担,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
2.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方面,笔者首先采用的是对我国的四大发明进行深入的讲解,让学生对四大发明有一个深入的认识,明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大发明不仅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每个华夏子孙都引以为傲的根本,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让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顺利滋生,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其次,在近代史中,教师可以利用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v^主义,最后打败了蒋,建立新中国,以那些以弱胜强的事例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了对祖国的热爱,为了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学生就会努力学习,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变为推动学生不断向上的动力。由此可见,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他们以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为学习目标,不仅能够让学生获得知识,还能让学生受到教育,具有极好的现实意义。
历史论文1900字 篇四
摘要: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历史论文3100字 篇五
中国^v^的发展道路
这个学期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v^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v^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v^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v^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v^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v^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v^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v^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v^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v^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v^。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建国后,在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也曾经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其社会动员之广泛、组织领导之有力、应对行动之迅速,取得成效之显著,让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有事,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号令,马上就会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之所以能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在民心。^v^的稳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丢掉了^v^赖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赢得的,它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仆用炽热的诚心换来的。如果没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只知对上负责,养尊处优,那就必然会失去民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
选择^v^的必然性:中国^v^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v^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v^,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v^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选择^v^的正确性:中国^v^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
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v^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v^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v^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v^说:“中国产生了^v^,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v^,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v^,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v^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中国^v^诞生90年来,从一个只有53名党员的小党到今天拥有78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党 ,中国^v^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v^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v^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v^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v^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国^v^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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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4500字 篇六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v^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v^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v^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v^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v^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v^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v^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v^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v^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历史论文2100字 篇七
在高中新课程改革模式下,历史教学越来越重过程与方法,提倡论从史出的教学理念,试着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与以往不同的是,史料在教学中发挥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史料教学的水平对历史教学的效果影响很大。重视史料并且熟练地运用已经成为历史教学的不二选择。
高中历史教师获取史料的途径或许相对偏少,但是我们应该给予史料充分的重视,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真正上好历史课。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印证历史,还原历史,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理念和意识
历史已经过去,人们必须通过史料才能再现历史。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可见史料是从事历史教学的基础。
尊重历史,追求真实,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历史教材总是浓缩地反映某些内容和直接的历史结论,它不可能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像具体的史料那样形象生动,也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引用合适精彩的史料,将史料和课本中历史结论结合起来,从深层次与历史进行对话,使学生能更真实地了解历史。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凭借史料的总结整理,让学生体验感悟历史,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理念,增强其历史意识。
二、创设教学情境,使历史课充满情趣与活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和最好的老师。传统高中历史教学中过分强调对知识点的讲授,忽视过程和能力培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死记硬背,造成历史课堂枯燥乏味、学生不喜欢历史课的困境。在新形势下,历史教师通过多媒体创设情境将图片、文字、视频等不同史料展示给学生。
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一些生动的、有内涵的史料的呈现,会给他们以内心的触动,给他们以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这样能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提高课堂效率。丰富多样的史料也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课堂有了血肉,极大地增强了历史课的立体感。同时,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使历史课堂有了深度,有了厚重感。这样的课堂更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更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
三、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新课程改革以来,历史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学习能力培养。高中学生都是以参加高考并且考取高分为主要目标的,如果在培养兴趣的同时,不忽视其应试能力,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将史料引入高中历史教学,尤其是引入对某个事件原因、评价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充分实现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另一方面,通过理解、分析史料及运用史料完成合作探究,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及思维能力。阅读史料是利用史料进行历史教学的初级阶段。大部分的史料都以文言文形式呈现,所以理解和研究的的前提是理解史料内涵。而最重要的是理解与分析史料。这是我们史料教学的第二个阶段,需要启发学生以所学的基础知识为平台,充分利用基础知识全面分析史料所包含的信息,慢慢总结,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实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最难的是全面分析史料。这是利用史料教学的最后阶段,在前一步的基础上,深层次培养学生对史料的比较、概括、归纳的能力和历史思维。比如,讲必修一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时,教师可同时展示两段对其不同评价的材料,学生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的资料的阅读理解分析,可以形成对太平天国的全面评价,既能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在反封建中的功绩,又能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在社会发展层面的局限性。这就既培养了学生阅读分析问题的能力,又使学生认识到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看待,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四、促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传统的历史学习重点在于对历史知识和现成历史结论的记忆和理解,而缺乏深层次的质疑。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核心是转换学生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要想实现这种转变,史料教学无疑是必然选择。新课程改革后,史料教学带给学生多样性课程资源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推动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并且学会质疑。
史料教学改变了教师过去单纯备知识点、讲知识点的领导局面,要求教师将备课的重心放在史料的收集、整合及开发利用上,课堂教学的重心放在引导、训练学生分析史料上。这改变了传统教师角色,推动了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随着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整个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的作用变为“导”,而不是“教”,学生也逐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
总之,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教师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史料教学的优势,使历史课堂充满活力,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当然,史料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尤其应处理好史料与课堂时间和效果的关系,避免多多益善,使课堂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新课程改革新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进行史料教学,是一线高中教师长期的研究课题。教师只有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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