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及其思想特征解析范文

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及其思想特征解析

摘要：《论我国革命》是列宁1923年初所作，主要针对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唯生产立论者”的文章做出的反驳，以及列宁本人对俄国革命的认识。本文就《论俄国革命》这一文章的著述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其思想特征等方面展开论述，着重强调了这篇力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启示及意义。

关键词：《论我国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意义

一、《论我国革命》之著述背景及主要内容

《论我国革命》是列宁晚年时期所撰写的一篇经典著作，即1923年1月16日至17日列宁在病中口述的一篇驳斥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者的文章。列宁逝世后，这篇文章载于同年5月30日的《真理报》上，历来被视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证。著述该论著的历史背景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被粉粹，俄国取得国内暂时的和平。当时俄共十大作出决定，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因此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得到了发展，国内一部分人对此不理解，国外一些共产党人也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理解为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有的认为这种转变意味着革命的错误和失败。在此情况下，为了澄清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的误解，以及思考苏维埃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①]，因此而书写了《论我国革命》这一文章。此外，当时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坚持认为，经济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历史的误会”。并基于此思想，孟什维克党人苏汉诺夫撰写了《革命札记》，其中攻击了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俄国生产力和文化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水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这个新的在人类社会上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为了批驳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错误论调，回应苏汉诺夫等人的挑战，即使他在病重之中也拿起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同怯懦者作斗争。这也是著述《论我国革命》文章的一个重要缘由。

在这篇《论我国革命》文章中，列宁主要阐述了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文章中提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②]。就是他对于杜汉诺夫的错误的观点的批判。他认为，诸如杜汉诺夫之类的孟什维克们，迂腐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他们读资产阶级的态度上，由于过于怯懦和保守，他们倒向资产阶级，而不敢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第二，列宁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结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道路是需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进行修正才能有效。列宁正确分析了俄国革命后的形势，指出一战使革命表现出新的特征，并指出，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所以俄国应当利用自己的特殊性并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总之，列宁的观点向我们阐释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主张先用革命手段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再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文化水平并赶上别国人民。马克思所说的先达到一定经济文化水平再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俄国是行不通的。正是由于列宁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思想同时也贯彻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时期，及时地提出了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部管理和发展生产上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俄国建设的又一次的理论突破。

二、《论我国革命》之思想特征

在《论我国革命》这一文章中，列宁旗帜鲜明的说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使以此为前提的。”[④]正是不断重视并解决俄国社会的特殊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俄国才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中指出的思想特征，以及重视并研究列宁对俄国社会内外情势的把握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部论著的主要思想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苏汉诺夫等人机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決定生产关系，以及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成熟时才会出现的观点，借以反对十月革命。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⑤]。他在文中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发展也不是机械的单线条的进化，它总是在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展开。苏汉诺夫等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更不懂得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个别包含着一般，必然具有一般的特性。一般作为共性，是个别的抽象，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和体现出来。对具体的社会发展，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抽象，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和体现岀来。对具体的社会发展，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俄国是介于欧洲文明国家和东方各国之间的国家，它势必表现出不同于两者的某些特殊性，但特殊性并不偏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也是在具备了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这是《论我国革命》的核心思想，也是最具有特征的思想之一。

（二）有关共产主义劳动问题。

1920年4月，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关于共产主义劳动问题列宁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列宁的立场是第一，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提出需要一定的条件，引文中三个“只有”便能说明这一点;第二，及时审时度势，明确任务。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卓越魄力和胆识，他说:“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苦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苦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这个严峻的现实迫使共产党人要创造性的把这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之思想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开创了世界历史，一国内部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链条的环，国内革命也已经是一个世界问题。因此，不能局限于一国内部，而应该在世界革命背景中分析俄国革命的形势。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工农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据此，他得出结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新的特征以及特殊的环境使俄国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毫无出路的处境能够增强工农的斗争意志，从而大大地增强工农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用与西欢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不应当坐失历史机遇，待到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还辩证地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强调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具体发展过程具有跳跃性，往往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西欧国家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水平，然后进行革命。而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发展顺序。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是什么样的，在西欧各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进行革命创造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前提，在此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影响革命的因素除了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外，还应该考察国际背景，应分析无产阶级受逼迫的状况而产生的革命意志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即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能否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因此，俄国选择了和西欧不同的革命道路。

（四）发展的眼光和前进的视野。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运动迅速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因而十月革命具有非常深远的“国际意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结论中，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要不仅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ー个步骤上。”这可以反映出列宁的执政党领导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发展的眼光和前进的视野来处理和解决各种前进中的问题。回到《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认为在革命中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辦证法的灵活性原则，不要畏首畏尾，勇于面对革命实践中澧遇的各种风险、艰难。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对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可以先夺取政权再进行国家建设，俄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列宁同志用他毕生的理论和实践诠释了马克主义辩证法“活的灵魂”，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要坚持与时俱进，列宁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开创性意义。

三、《论我国革命》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启示及意义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所阐明的思想，对于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像西欧国家那样，首先使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起来，而后再进一步考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容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样会丧失它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并在国际上增加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后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仍然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也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按列宁国家理论建立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并联合各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30年的历史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明的思想，对于我们坚定对中国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革命》具有坚持革命辩证法，超越庸俗生产力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直线论的理论价值。但需要加以解释的是，列宁并非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其后期的经济政策正是对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补课”，革命辩证法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超越之处在于把握革命的有利时机、团结能够团结的最广大力量，而非死守理论，把握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真实写照。从革命的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承担起历史重任的情况下，团结广大エ人阶级和小农走上“先革命后发展”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紧要关头勇于担当，扛起拯救中华民族的大旗，才有今天的成果。在命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革命辩证法的现实体现。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与他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一直以来颇具争议，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广为争议，但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事实。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承担若社会主义国家该往何处去的历史重任。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顺利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要借鉴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观察国际环境、听中国声音，走中国道路、结合自身国情，发展好社会主义，而不照搬照抄。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结语

《论我国革命》具有坚持革命辩证法，超越庸俗生产力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直线论的理论价值。其中指出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有关共产主义的劳动问题、俄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发展和多元的眼光等，对于全面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指导意义。其思想也在促使我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发展，才能强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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