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业故事分享【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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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四十年：华为、腾讯、比亚迪的深圳创业故事 篇一

时针拨回40年前。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的呼声和力量逐渐积聚，“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1980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正式被设为“深圳经济特区”。从此，深圳这座新生的城市，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突围向前。1982年，深圳率先取消粮票和粮本等各类票证，终结了近四十年的票证制度。同年，深圳蛇口竖起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深圳的满血拼劲，更是这座城市开始追求卓越与前沿的淋漓体现。

那时候的人们恐怕不曾想到，二三十年后，以华为、比亚迪、腾讯为代表的大批量世界级民企开始在深圳群体性崛起。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永远忘不了自己当初为何创业在深圳：“1987年，这里出台的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18号文件，我不会想要创建华为。”1987年，任正非靠着倒买倒卖空分电话交换机，在深圳赚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有了原始积累后的任正非开始思考更多可能，他清楚地看到，90年代中国通信市场几乎完全被欧美主流厂商占据，国产设备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而不夸张地说，倘若长此以往，一旦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这样的通信网络百害无一利。于是，1990年，任正非下定决心自主研发，他从一台只能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开始，到成功研发C&C08万门机、C&C08 2000门交换机，很快横扫了中国电信市场。

大获成功后，任正非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成立了华为研发中心和知识产权部，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技术立身。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1999年，又是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参考《华为30年》里的说法，华为当时曾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我们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他们甚至会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逢人便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为了留住人才发展技术，任正非甚至不惜长期借贷高利贷。连工厂就在附近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了华为，说能拿到两倍薪水。”一面是深圳开放大环境的鼎力支持，一面是任正非“让搞技术的人先赚钱”的经营理念，顺理成章地，1995年后，华为的营收开始每年翻倍增长，他们研发了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迎来了相当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期。

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刚刚起步。他的名字叫马化腾，他当时的心情，像极了十年前的任正非。1998年创办腾讯之初，马化腾只是想竞标广东电信的即时通信系统，当时的招标金额90万元，在那个年代算笔不小的数字。

遗憾的是，马化腾和他的团队没能中标，为了不让努力白费，只能决定亲自经营这项业务。可越往后研发与试验，钱的问题就越发变得迫在眉睫。幸运的是，彼时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开始与一个重要平台密切联系在一起，很多国内外人士都是通过这个平台第一次关注到深圳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平台，就是创立于1999年的“高交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那一年，首届高交会盛况空前，4000多个项目登上交易台，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达65亿美元，吸引了境内外1100多家大媒体前来采访，俨然成为了深圳市新的名片。而成交的1459个项目中，其中之一就是腾讯，28岁的马化腾一战成功，融到了220万美元。

至今，马化腾仍会时不时地感怀那次盛会：“我们曾为凑出必须的营运资金而四处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试图卖掉我们的QQ软件，幸运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届高交会，我们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这才加快了创新步伐，迈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就此，腾讯开始了飞速发展。每年一届的高交会，也渐渐凭借强大的资源聚集和调配能力，成为了我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会，在深圳高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承担起了角色。与高交会一起助力深圳经济发展的，还有1995年我国确立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深圳市是这一战略最早也最积极的践行者。当时，深圳和所有内地城市一样，都存在着企业缺乏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的问题，而且甚至，根本没有动力。于是，深圳政府重拳出击，出台了一系列大手笔引导政策：比如，鼓励企业申报自建研究机构，申报后立刻获得500万补贴；第二年更多企业前来申报，条件也上升到企业需要有符合资质的研究人员；第三年，要求又提高到得有具体研究项目；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项目前景预测和市场调研分析……以此类推，引导企业主动进入自主研发与创新的良性循环。王传福，就是在那时决心创业，1995年，他开始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包了个旧车间，整日里敲敲打打，创立比亚迪，研发电池。

在政策激励下，很快，1997年，比亚迪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池行业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年销售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在随后的金融风暴中，比亚迪更是凭借稳定的低成本优势，从飞利浦、松下、索尼甚至通用等品牌手中拿到了大额采购订单。在镍镉电池市场，王传福仅仅用了3年时间，便抢占了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比亚迪从此成为镍镉电池当之无愧的老大。而由于想要跳出舒适区，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2000年，王传福不顾反对，毅然投入巨资开始了锂电池的研发，然后很快摸到门路，并成为了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2003年，比亚迪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与此同时，王传福再次做出重大决定：进军汽车行业，将电池作为汽车动力。2003年1月22日，比亚迪与秦川汽车公司股东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正式入主西安秦川汽车公司，成为继吉利之后国内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

也正是从那时起，在高精尖的智能硬件与电子产业里，以深圳为首的珠三角地区迎来了快速发展。

反过来，以深圳为首的珠三角地区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地敢于开拓、充满活力。2005年，由于注意到经济飞速发展之下的环境压力，深圳开始通过关闭重污染工厂如染料厂、造纸厂、制革厂和电镀厂来提高环境水平，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型，将重心转向高科技产业。那里开始建成芯片、模组、方案商、材料、代工厂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为孕育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与新能源公司提供了最便捷的硬件条件。最典型的受益者之一就是2006年创立的大疆。成本昂贵的无人机原本非常小众，几乎没有价廉物美的普及型产品，正是大疆利用深圳完善的碳纤维材料、航空铝后加工、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将无人机变成了大众消费品，开创了一个百亿级的大市场。

这是一家对的企业在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地点。大疆创始人汪滔常常感慨：“大疆离不开深圳，因为这里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创业环境。大疆创业成长的路上，深深打上了这个城市的烙印。我必须感谢这个时代，尤其感谢这座城市。”几乎同一时间节点，比亚迪开启的科技创新，则是汽车的电动化进程。2009年，比亚迪的第一台电动公交大巴在深圳上路，原本环保的举动却不被外界看好，社会舆论一片质疑。顶着巨大的压力，深圳却不为所动，坚持鼓励创新。政府从政策、市场等多方面给予支持，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和培育新生事物。历经十年努力，比亚迪不但热销车型频出，而且彻底打通上下游，成长为在电池技术、电子部件与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领域有着完整产业链的企业。这也是我国车企里的唯一一个。目前，深圳全市1.6万辆公交车已经在2017年全部电动化，2.2万辆出租车已经在去年全部电动化，按照规划，2020年之前，深圳还要将渣土车、环卫车等重卡更换为电动车。也正是深圳的一次次鼓励与支持，让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很早就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61.7万辆，同比增长49.6%；而比亚迪的半年销量则达到14.6万辆，同比增长96.5%，远超行业增速，市场占有率也从年初的20%提升到了24%，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稳固。具体到车型，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五名中，比亚迪独占三席——元EV、e5和唐DM（数据来源乘联会）。

放眼全球，即便近几年车市下行，比亚迪仍然连续四年摘得了新能源汽车全球销量冠军，旗下产品在60多个国家均有销售。和比亚迪同时，现阶段的华为、腾讯、大疆等深圳企业也纷纷站在了新的制高点上。通信巨头华为，如今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拥有17万员工，服务于全球近30亿用户。除了体量庞大，华为还在包括5G网络、服务器、行业通信解决方案等在内得多个科技领域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它和全球排名第四的中兴一起，在深圳这座城市占据着世界通信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且时至今日，任正非仍然常常表态：“华为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互联网巨头腾讯，更是早已渗入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占据着绝大多数渠道、资本、技术优势，抢占了流量、数据、支付等多个入口，结合提供腾讯云、互联网+、智慧零售、教育、医疗、安全等各行业的解决方案，整个服务开始从消费转向产业互联网，触角遍布全行业。2018年，微信全球用户已经突破10亿，腾讯营收3126.94亿元，在经济一片唱衰中，同比增长依然高达32%。他们，都是成长于深圳，受益于深圳。没有深圳的开放与包容，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很多事情，只有在深圳，你才可以。

而深圳，这座即将在明年迎来40岁生日的生日，已经从一片空白起步，发展到现在尽管经济体量不过上海的四分之三，增长却始终比上海快着1.5%的速度。倘若趋势延续，20年之后，深圳或将超越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

为何深圳始终走势昂扬？答案不难。这是更彻底的市场化、更活跃的民营企业、更年轻的人口、更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和更强烈的创新探索意识共同作用使然。用广东省长马兴瑞的话说：“深圳创新有四个’百分之九十’的现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研发资金源于企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利发明出自企业。深圳的GDP高，并不是我们政府本事大，而是深圳企业和企业家的贡献多。”这样的经济涨势也良性循环地吸引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腾讯大数据发布的《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显示，深圳已经连续三年蝉联“最年轻的一线城市”。而且，深圳在吸引人口方面同样是全国佼佼者，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9.83万人，连续三年领跑北上广。可以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结构的年轻化为深圳带来了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活力与创造力。并且，这种活力与创造力反应在深圳企业身上仍在继续。2018年4月，比亚迪将积累多年的电动汽车核心技术打包，推出了涵盖电动汽车驱动技术、高压技术、动力电池技术、低压控制技术、人车交互和车联网技术于一体的“e平台”。与此同时，2018年9月，比亚迪举办了“D++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式启动了D++开放生态，其中车应用开发平台为全球开发者逐步开放341个传感器，66项控制权。自动驾驶线控平台则将为各类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提供线控车辆，开放控制权限，并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深圳开放和共享的精神在比亚迪身上一览无遗，这是全球汽车132年发展历史上的首个开发者大会，很可能，这将成为汽车行业未来10年的发展风向标，推动汽车行业智能出行的巨大变革。

今年6月，比亚迪更与丰田就联合开发电动车达成合作，宣布将共同开发轿车与低底盘SUV的纯电动车型，以及上述产品等所需的动力电池。这是中国汽车的自主核心技术首次对国际汽车巨头进行对外输出，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几十年来，最值得全行业骄傲的成果之一，它让中国品牌“换道超车”的情怀终于在核心技术层面落地结果。另一面，即便面对着美国疯狂的钳制与打击，华为也依然加速行进，他们没有一天停止生产，也没有一天停止发货，仍在坚韧地飞行的华为，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为4013亿元，同比增长23.3%。从同比增长24%的消费者业务，到已在30多个国家获得了50个商业合同、部署了150000个基站的5G业务，再到开发者已超80万、用户超5亿的智慧生态业务，华为的上半年仍旧全盘增长。

毫不夸张地说，今年上半年，华为经历的是一场“极限挑战”，更是“生死之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取决于华为的创新与坚持。今年1月初华为先后重磅发布了鲲鹏920、业界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芯片、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 5000（巴龙5000），以及基于该芯片的首款5G商用终端5G CPE Pro等，一切都在表明着华为在高端技术上的领先。3月，华为宣布决定起诉美国联邦政府，“反击战”正式打响。与此同时，“HiLink生态大会”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宣布，“为以防万一，华为正在自研操作系统”。紧接着，Mate X成为首款获CE认证的5G手机、P30系列手机的强势发布，以及公布40个5G商用合同成果、推出Tech4All计划等等，都象征着华为的高速发展。这是时代无法阻止的中国科技进程。而腾讯，也在2018年年底开启了新一轮的组织变革。他们把云计算业务提高到了BU级，拔高到公司战略级产业，想要向B端转型，拥抱产业互联网。彼时很多人认为腾讯擅长C端，不擅长B端，因此并不看好其转型产业互联网的未来。可转眼一年已过，腾讯已经将地图平台及位置服务、汽车云等整合形成面向出行领域的业务闭环，并加大了网络安全、AI、内容、微信等生态能力的协同，为腾讯智慧出行业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人们再次见证并认可着腾讯的能量，“从17个月撬动17家车企，到10个月让生态车联网解决方案上车，再到助力宝马开拓中国市场研发自动驾驶云平台，腾讯在为汽车的智能网联化，从端到云的建设，再到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持续输出数字化助手的价值。”短短一年时间，腾讯智慧出行已经与21家车企达成战略合作，超过45款车型正在落地，与30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携手为用户提供车上服务。这样开放的发展思路，不但让腾讯为产业互联网发展“一周年”交出了一份可观的答卷，更为出行产业数字化升级探索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新模式。腾讯正在产业互联网的世界里，再造巨头。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深圳的包容与开放成就了比亚迪、华为，而比亚迪、华为的创新与活力也反过来成就了深圳。正因如此，成为“先行示范区”后，深圳再一次被推到浪尖，以创新、包容的姿态行走在中国前沿，为企业开放了更新的政策和市场空间，它们面向真正的高精尖企业更新了税收减免、人才安居购房补贴、政府直接资金补贴、研发费用资助、高新技术企业硬招牌、用地优先、上市优先等一系列福利，尽己所能鼓励企业着力研发，放眼全球，做大做强。

可以说，深圳的生机与活力离不开这些始终努力探索新商业形态、力求颠覆市场的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拥有勇于创新和发现的性格，也离不开深圳这么多年的鼓励与支持。

他们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共同发展。

我们在深圳的创业故事 篇二

今年是深圳建市的40周年。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

40年，深圳完成从边陲农业县到世界一线城的华丽蝶变。

也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名字，深印在我们家的烙印比得上——深圳。

#1992年#

1992年，就是邓小平深圳南巡讲话的那一年，也是万科成为深交所第二家上市公司的第二个年头。那一年，我的老爸和我现在一样大，三十出头，还没发福，还有梦想，毅然决然停薪留职，拉着一帮队伍坐着绿皮火车呼啦啦的去到深圳，开启了房地产的宏大伟业。

90年代初，那些有勇气放弃稳定工作投奔商战的创业者们的风流故事叫做“下海”。回过头看，我的老爸显然是水性不好、还被大浪打到沙滩上的第一批“海草”，不过每次谈起那次轰动一生的房地产创业，老父亲都豪情万丈。毕竟，20多年后的今天，房地产仍然只是豪门贵族才能踏入的领域。

“1992年的深圳，那是遍地黄金。整个深圳就是一片工地，只要有工人队伍，就可以开工干活”。据老父亲夸夸其谈，当年他一到深圳就承接了一栋33层电梯公寓的主体工程。“老板是一个英国人，耿直大气。只要乙方说需要借款，老板就直接给现金，我几乎从来没有垫过资金”。那个时候老父亲的荷包里随时都有上千元的现金。

和普通的大多数CEO一样，异地创业、老婆孩子在家、手头还有巨资，那就不得了了，全宇宙都是他们的花花世界。老爸说的，有一天他和一个老乡，买了一张180元的俄罗斯马戏团高价门票，正在一边摇曳着高脚杯红酒，一边欣赏马戏表演时，一个工人找到他，说我妈到深圳了。20年过去了，每次讲到这里，爸爸依然会长长的呼一口气，这种心情就像好心人归还你掉了的旧手机，脸上笑嘻嘻心里MMP（的接了）。

好景不长，我妈去到深圳后不久，金融危机爆发了，工地停工了，英国老板跑路了。没钱发工资遣散队伍，老父亲就卷着铺盖，带着这帮子人到处找活路。

后来在深圳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一个装修厂房的活。“广东老板倒是爽快，提供住宿，还提前拨了资金”。本来打算再干一场，结果那个队伍里面没人懂专业刷漆，试了一次两次三次，最后把人家厂房的墙壁都冲掉了，只好又灰头土脸的走了。

后来，老父亲辗转多地找出路，终无果。他一直说当时在深圳挣钱，就像月中捞月，钱就在那里，但怎么捞都捞不到。

最后，老父亲决定打道回府。老父亲回到岳池的时候，我正在乡下外婆家过暑假。那天爸爸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来接我，满脸笑意。

#2016年#

24年后，我跟着前任boss胡去到深圳，开始了真正的创业。

2016年，深圳已经成为了全国的一线城市，商品房均价7万一平米，GDP突破2亿大关，万科、腾讯、比亚迪已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荣光。

跟着boss胡，我们从成都转战深圳，想以深圳为起点，开启一个生态连锁餐饮的商业帝国。可是在这片金子已被炒得发烫的红海里，连一个潮汐都可能是致命的大浪。

那一年，我们整个团队走南闯北，以出生入死的勇气狠狠拼过一场。在开业生意红火的时候，我们当过服务员、洗碗工；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在凌晨去早市买最新鲜的菜品；最难的时候，是找不到出路和方向的时候，我们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深圳、大连、成都，一次次的视频会议，讨论各种方案和细节。最后的结束，是两个女生哭着请boss及时止损。

2016年在深圳挣钱，已不再是月中捞月了，月亮已经朦胧得看不见，只剩些微弱的点点星光。

那一年，我们创业失败了。但失败在深圳，好像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正如我的人生导师丽丽周说的那样，这一年不美好，但很迷人。

那些不眠的夜晚，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那些为梦的影子翻山越岭的岁月，我们都还记得。如果再来一次，我们仍然会“成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这是华为精神，大概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根和魂。

#2019年#

当我再去深圳时，已经无业可创。

今年，再去深圳时，腾讯已经搬迁了新大楼。华润标志性建筑春笋也已投入使用。2016年奋战过的白石洲区域正在拆迁即将成为新的商业地标。我在深圳也有了新的同事。

深圳是一个让人不容易找到“魂”的城市。东北话里杂交着几句广东话，湖南菜川菜里夹杂着粤菜，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背负着房贷生活的重压，穿背心人字拖的大叔可能是上千万的拆迁户，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的影子，但就是没有故乡。

如果说白天是奋斗者的城市，那夜晚才是寄宿者的深圳。今年3月的一个凌晨，结束工作后，我和同事沿着南山大道走回酒店。

凌晨一点，街边一辆面包车正在卖盒饭。

一位男士，坐在台阶上一直垂着脸，旁边有一个空酒瓶。

这是腾讯新大厦，依然灯火通明。

在深圳，从来不缺创业者的故事，我和我的爸爸都是曾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我们经历过、失败过，但从不后悔来过。祝福深圳。

这几年，每次到深圳都会到白石洲一个破烂的小巷子吃一碗潮汕甜汤。山药、大枣、薏仁、鹌鹑蛋、百合放在一起熬煮，那味道浓浓的、但不过分甜，比起满记、鲜芋仙、贡茶，这是让人会珍惜的味道。

深圳90后最年轻富豪：身价千万全靠自己打拼 篇三

1990年出生的丁仕源是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两年前他毕业于深圳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没有留学背景，现在他已自创了两家公司，拥有1200万元的财富。

丁仕源的成长轨迹平凡又另类，在他们被称为中国的90后富豪代表，全靠自己打拼。

稍有点长的头发，一身休闲装，让他显得十分年轻，但金项链、奔驰车，又让他显得有些老成和世故。与记者交谈时，他很少笑，体现了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沉稳。

丁仕源是一位90后、一位仅有22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凭个人积累到1200万元的财富，这是记者亟待破，解的题。一见面时，丁仕源主动拿出了两张名片：一张名头是文化娱乐公司，另一张名头是美容公司。这是他自创的积聚财富的两个平台。

丁仕源出生在广东梅州，很小时随父母移居深圳龙岗。父亲在龙岗开了一家医院。

“父母希望我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但我从小就喜欢挑战，希望过一种冲和闯的生活。”丁仕源说。

小学时，丁仕源就有些与众不同。“我像老大一样，很多同学跟着我去玩。”他自小就是同学们眼中的潮男，穿窄脚裤、Nike鞋。“但我玩的时候很有原则，不会泡妞，不会吸毒。觉得自己不应走上那样的道路。”

小时的一次经历一直让丁仕源难忘，这也改变了他后来的生活。小学毕业时，他与同学去舞厅狂欢，一直玩到凌晨两点多。“后来，哥哥找到了我，很生气，就打了我一顿。我觉得需要做一些真正对未来有益的事。”

12岁，小学刚毕业，丁仕源在业余时间里学了新闻、营销、心理学等课程。

15岁闯入选美行业

这样的一个选择，没想到对他今后的人生带来重要影响。14岁时，他看到有一家服饰专业的报社招聘记者。面试前，他做了很充分准备，故意打扮得让自己成熟一些。另外，他还特意在深圳一个服装企业博览会上弄到了约300家企业的联系方式，包括一些老总的联系方式。应聘时，他不仅提供了这些资料，还对中国的服装行业进行了一个分析。结果打动了对方，应聘成功。这成为他事业的第一个突破口。

除了当记者之外，他又在这家报纸做了一段时间广告代理。他每天跑客户跑得很勤，有时一天要跑到客户那里两三次。

15岁时，丁仕源应聘去了另一家服装类报纸，进行兼职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认识了大批的模特，积累了不少资源。他也开始协助企业搞一些选美比赛，一下子就收集了几百个模特的资料。

在这些比赛中，他负责统筹、招商，“虽然我很年轻，但算是选美比赛的前辈。但后来发现，越来越难做，因为赛事越来越多，企业的回报越来越不确定。”

工作之余，他开始想着整合行业内的资源，把模特介绍给客户做一些小生意。

“拍平面广告，国际模特按小时来收费，一般是1小时1千元到几千元不等。国内模特是一场收费8百元到2千多不等。拍平面广告，从2千多元到1万多不等。”

工作之余，丁仕源还是一名学生。当时外人常见的一幕是，一下课，他就赶回家换一套衣服，然后再往深圳市区跑。去赶晚6点或7点的发布会。“学校对我的意见很大，但是我会去衡量。”

请假多了，老师也会不批，他就让父母去帮忙请假。“除了工作之外，我也会学习。在我的一帮好朋友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高中。”

18岁时，丁仕源开始筹备公司，终于在2009年3月份拿到公司执照，这一年他刚好19岁。谈起为什么要开一间公司？他回答说，在成立公司之前，他还在一家集团公司工作过，有很多顶尖的明星资源。2008年，他又去一家娱乐公司任过总经理，负责一个模特网站的推广。“后来决定自己做，开始转做企业活动策划，相对来说，这个很简单。以前也有很多企业资源，而且周期很短，一年可以做几十场。”

“注册资金100万元都是自己积累的，父母没有出钱。这些钱是以前赚的广告提成、活动费用。那几年手上赚了一些钱，但很后悔没有买房子。买了好几辆车，每辆车都不低于四五十万元。”当上老板后，丁仕源明显感觉到了不同。“以前在其他地方工作，总是有不同部门的人来配合你的工作。但自己当老板，需要一个人去统筹很多事情，需要能力非常强的人才能达到你想要的要求。”

在创办公司的同时，他也考上大学，高考成绩只有400分左右，他选择入读了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丁仕源说，他不认同一些老师认为他太商业的看法。“我的个人价值在哪里？我的希望在哪里？我是实战型的，需要马上在市场看到效果。”

但丁仕源表示，他非常感谢学校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参加了职业规划大赛并获奖。当时，他边工作边读书，并没有上多少课。

如今，他已经大学毕业，全力以赴办公司。公司成立之初，成员都是他一些相识的好朋友，现在这些朋友都已经离开了公司。朋友在一起创业并不好管理。现在的团队成员很专业。

丁仕源说，希望30岁之前身家能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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