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毛泽东谈领导干部的忍耐、调查和读书范文

细谈毛泽东谈领导干部的忍耐、调查和读书

毛泽东拥有超凡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除了他极为善于学习吸收古今智慧加以总结外，还是长期革命实践锻炼和铸造的结果。他自觉地把提升自己的领导素养与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如何当好领导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总结，尤其是对于领导干部的忍耐、调查和读书多有深刻见解和指导。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深的教益。

一、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博大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不但不惧怕挫折，反而把它作为锤炼自己的机会。伟大的革命领袖、卓越的政治家，就是这样产生的。

大家知道，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所受的挫折之多、所受的排挤打压之重，在我党无出其右者。1928年3月，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和发展时期，因没有执行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期间有一个多月因误传被开除党籍而成为“党外民主人士”），被撤销前委书记职务；1929年6月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党内错误思潮的影响，落选前敌委员会书记，被迫离开部队；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的他，又被剥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他，再次被剥夺了军权，仅仅留任没有什么实权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后来这一职务也被博古安排张闻天在实际上取代，而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人。

一个人受到这么多打击和挫折，恐怕早就心如死灰了，可是毛泽东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终于等来了遵义会议的曙光。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谈到自己当年遭受严重挫折时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领导干部，在受到冤枉、委屈和挫折的时候，不能消极、气愤，而要“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陈毅作为“元帅诗人”和杰出的外交家，曾经和饶漱石共事。1943年10月，时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与新四军军长和华中局副书记陈毅发生意见分歧。饶漱石和几名领导联名向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把一般的意见分歧上升到政治高度，添油加醋，想逼走陈毅。陈毅也同时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经过，并主动检讨了自己。

毛泽东很快给陈毅回电报，要他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1944年3月，陈毅来到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这期间，他十分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到饶漱石排挤的委屈。毛泽东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就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不要提。4月9日，毛泽东又写信开导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抛弃了个人恩怨，继续团结华中局领导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青年学生时代，他就开始调查研究。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其中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926年，他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生动的教材。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井冈山时期，他先后进行了宁冈、寻乌、兴国等8次较大的调查研究。其中，他在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1931年4月起草的调查通知中，相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延安时期，为了使全党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先后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系列文章和文件。其中，他在1941年3、4月为《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和跋中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同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随后，他逐步把调查研究活动推到全党范围内实行，并广泛应用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毛泽东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大小调研上百次。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河南考察人民胜利渠时，正碰上牧民尚景富赶着羊群迎面走来，尚景富一见小车，就准备赶羊群下堤让车。毛泽东立即指示停车让道，并步行上前同他拉家常，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尚景富想不到国家主席会到路边跟自己说话，还让“官车”给自己和羊群让道，这让他非常激动、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形象地把调查研究形容为“察言观色”，他不仅亲身深入到群众中去“察言观色”，还要求和指导领导干部都这样去做。

毛泽东和江华谈“察言观色”。1943年冬，鲁中区党委书记江华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见到他后，询问起山东和沿途见到的群众和生产情况。江华汇报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听了江华的汇报，毛泽东教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江华晚年说，毛主席的这番教导使他受益终身。

毛泽东要求“将军大使”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优秀干部出任外交官。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耿飚、王幼平、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14人。他们经过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学习，即将出国赴任。毛泽东希望“将军大使”不辱使命，并教导他们：“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还提醒他们：“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接受了毛泽东的教导，耿飚等人后来均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外交官。

三、领导干部都要读点文学、读点历史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他读书之广博、见解之深刻、应用之纯熟，为全党读书学习作出了榜样。他多次强调：“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他善于从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学习鲜活的知识，也善于从古今中外书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进而创造了“毛式领导风格”。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帮助和促进领导干部提升思想素养和领导水平。

1938年在延安举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贺龙、徐海东谈话时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1969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刚到中央工作的李德生，谈话时叮嘱他：“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成员时，问许世友看过《红楼梦》没有，许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就强调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他还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他再三要将军们读《红楼梦》，而且要看五遍，这不是让他们消遣，而是要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后，发现其中“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骄傲就容易腐败”的深刻思想，把它列入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随后，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陪同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在火车上交谈时，毛泽东说：“三国时的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最终当了东吴的统帅。”他接着指出：“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其中的《吕蒙传》。”他特别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毛泽东每当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都号召全党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谈史论史，其目的是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升思想素养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

读古典名著，读历史著作，可以汲取和借鉴古人的资政经验和领导智慧，为我所用。这是领导干部应该努力把握的一门学问，更是跟毛泽东学做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