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范文

摘要乡土文学说中的女性角色大都是善良，朴实而又勤劳的，但是纵观之，这样美好的女性却总离不开悲剧的命运，似乎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命运是与乡村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以往的乡土文学中，女性角色是必定离不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她们的意识也在逐渐的觉醒，她们的形象也变得愈发丰满起来。

关键词乡土文学 女性形象 意识觉醒

一、封建文化下深受迫害的女性形象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可以说是苦命的代表，受尽了封建礼教的压榨。婆婆狠心的出卖，改嫁后丈夫却又意外的死亡，儿子也丧生狼腹，本就已丧失精神支柱的她在遭到人们的歧视后愈发的凄苦无助，最终于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

这样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个例，而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许多农村女性身上的悲惨历史。他们遭受着沉重的压迫，但是都缺乏反抗精神，或者说都无力反抗。

而鲁迅先生这样痛恨封建礼教，重视农村女性命运的原因也与他自己息息相关。正是他的原配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我对朱安是抱有很多的同情心的，特别是她说出的那句：“我也是鲁迅先生的遗物啊。”总是透露着无限的凄凉。她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错误，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做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和朱安带来痛苦终生的婚姻大事。所以在具有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规避了裹脚等封建陋习的许广平面前，朱安败的彻底。然而即使鲁迅先生从未表现出爱朱安的情绪，从小被灌输“三从四德”观念的她无可避免的具有农村女性的软弱以及对男人的依附性，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还有深受鲁迅影响的萧红，她的作品中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命运，所有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悲剧的结局，在阶级压迫下的乡村妇女是最悲惨的一群。

她笔下的“王阿嫂”——一个贫穷的佣工孕妇，丈夫被地主烧死，独自带领一个养女小环生活，被地主殴打之后，在地头早产身亡，五分钟以后，刚出生的婴儿也随即死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她紧紧地抱着，她发出啕天的哭声来。她这凄惨沁血的声音，遮过草原，穿过树林的老树，直接到远处的山间，发出回响。这是何等的悲哀啊。而罪魁祸首的张地主呢，却是提着苍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调着他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用压迫的口吻说着“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得以深刻彰显。

二、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变得愈发丰满起来，特别是在20世纪的新时代，乡土文学蓬勃发展。

路遥的《人生》可以说是以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的。我本人真的特别喜欢小说中所塑造的巧珍的形象，她具有农村女性的所有美好品质，同时又善于接受新的事物。她的爱情可以说是无比善良的，她就如同初见胡兰成的张爱玲，卑微到尘埃里，但心里却又欢喜的开出花。她担心高加林外出谋生后会忘记他，但为了他的未来，她支持他，即使是在高加林提出分手的时候，巧珍也强忍住内心的难过，告诉他人生地疏，多加操心。她和黄亚萍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黄亚萍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黄亚萍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由于人生地疏，再加上她的傲性子别人又不好接近于是倍感孤独，是在副食部门工作的张克南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对她的话也是言听计从。此时高加林正在农村当着农民，所以黄亚萍只是“渐渐受了感动，接受了克南对她的爱情”，他的内心其实并非真正喜欢克南。而在后来，当高加林当上县委通讯干事进城工作后，她又发现克南的分量远远比不上加林，所以她又毅然的放弃了克南。这种利己主义的爱情观，是不正确的，就像你有权利选择金钱也有权利选择爱情，但是你不能选择了金钱又想要爱情。 巧珍她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并且克服了村民们的那么多闲言碎语，为了高加林挺身而出，这对于一个乡村女性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但是高加林最终还是放弃了巧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你会怨恨高加林太过狭隘，他从心底不愿“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他一心向往城市生活, 并且把自己对城市文明的追求和农民的位置、养育他的土地相对立，而以为摆脱农村，进入城市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你也会觉得这场悲剧的过错并不全在他身上，他的内心是爱着巧珍身上的这种自然的美的，但是同时他也要承受着来自恶劣的乡村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的高傲所带来的痛苦还有屈辱。而巧珍她虽然有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也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她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在《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她作为一个山里的女人，没有多少文化，却非常固执的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尊严，那么倔强的要求有个说法，这实际就是她那种自尊、自重、自强精神的表现。

影片中的秋菊在外形上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妇女形象，电影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镜头：在人来车往的城市街道上，秋菊一身廉价破旧的大红袄子，包着一根绿色头巾，双眼迷茫地看着四周。而她周围的行人衣服都色彩绚丽，款式新潮…我认为作为一个农村的女性，心里总归是会对新事物产生一定的畏惧，而她却一次次踏上了这条漫漫的诉讼长路，从乡镇到县里再到市级，她一次次的选择去面对这些新事物，原因就在于她对村长将钱扔在地上这种不尊重自己和没有歉意的行为产生了申诉到底从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她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影片中，秋菊与丈夫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丈夫从开始病怏怏的躺在床上，到后来“蜗居”在家，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小家庭，始终都没有去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些什么相反的还在劝说秋菊算了吧，灌输一种我们也不能怎么样的思想。反而秋菊是作为这个家与外界沟通的纽带，不断往返于大山与城市之间。但同样的，秋菊也具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她所想要的“说法”，并不是真正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来讲的带来自己想要的正义，相反这种“说法”使得秋菊更加的困惑，从而对国家法产生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这就必然使得国家法很难“送法下乡”，使得普法工作更难。

傅里叶曾说过，某一时代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地程度相适应的。通过对乡土小说女性形象的变化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窥视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政体沿革、伦理流变、社会发展，也可以探究一个民族人民的文化心态和思想历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乡土也在随之消逝，近来的乡土文学很多都是在向逝去的人或物做一个集体追忆，对故乡的回望。乡土文学不能任其消逝，而应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之一瞥》，蒋玲凤，2013，华侨大学

【2】《乡土文学：记住它的辉煌而任其消亡》，《文化观察》，2014

【3】《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女性形象的流变》，刘洋，2016，闽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