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论文【新版多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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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领域中，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本文是漂亮的编辑为大伙儿整编的逻辑学论文【最新4篇】，仅供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逻辑学论文 篇一

没有真理。这差不多是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共识。这共识的经典表述则是，怎么都行。从怀疑，到相对，到虚无，逻辑上顺理成章。反过来，从独断，到绝对，到决定论，结果依旧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最偷懒的思想，因为事情弄到这个份上，就什么事情都用不着干了，就这样了，一切结束了，玩完了。只有我们的共识是“怎样才行”的时候，哲学以及人类，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可惜，哲学式的经验一直是，用怀疑来驳斥独断，又以独断来抵制怀疑。问题在于，怀疑驳不倒独断，独断也抵挡不了怀疑。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问：哲学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老是纠缠独断和怀疑的两端？我们能不能到“问题的现场”去看看？这是个关键。很明显，哲学并不在随便什么地方都独断或者怀疑——这样的独断或者怀疑肯定得不到哲学的关照。哲学最大的特点是讲理。什么都怀疑或者什么都独断，那就是什么都不讲理，所以算不上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在什么地方都讲理。因为一个逻辑上的根本困难在于，理由需要进一步的理由，进一步的理由继续需要更进一步的理由，依次类推，以至无穷。我们总要在某个地方不再给出逻辑理由，也给不出理由。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只能给出那么几个层次的理由，理由很快就被我们用完了，于是就碰到了那个“坚硬的石头”，这时候我们就只能说，“事情就这样了，再没有别的理由了”。康德也是谨慎的，于是说自在之物不可知。这个自在之物差不多就是康德式的“坚硬的石头”；说“不可知”，大概的意思也是说，我们不可能在那个“坚硬的石头”（自在之物）上再给出理由。于是，康德早就想说，对于不可想的，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则公开表态，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象康德、维特根斯坦那么诚实谨慎。哲学家喜欢喋喋不休，所以很不愿意沉默，哪怕前面是块“坚硬的石头”，并没有办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样，问题出现了。在理性的尽头，哲学家要么会给出一个或者几个所谓“自明”的公理——这是独断论；要么因此而怀疑一切理由，声称一切都是虚妄——这是怀疑论。于是，我们可以说，在理性逻辑的尽头，在那块坚硬的石头面前，最能够看出一位哲学家的本来面目了。大致就这么三种，独断的，怀疑的，以及沉默的。能够在逻辑/语言的尽头沉默的哲学家，已经相当的高明了。但是，其实也很常识。因为大家都很明白，我们不可能一直没完没了地喋喋不休下去，话总得有个头。关键的问题是，哲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头”？哲学的出“头”之日在什么地方？

问题的现场在逻辑和语言的尽头。

于是，我们先要问：在逻辑和语言的尽头，在人性和神性的边界，理性和启示存在着什么样的两难？这个时候，我们究竟是继续相信力不从心的理性，还是相信神秘兮兮的启示？这当然很难抉择，也从来没有清晰的抉择。哲学家在这里倒是很狡猾，打着理性的幌子去求助于神性的启示，同时，借着神性的权威来保证理性的牢靠。这种事情实在太便当了。却一直能够互相保持默契，一本正经地把买来的便宜当作真理。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是哲学家的谎言？

2、事情的真相

以往哲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现场发生在逻辑/语言的尽头。我在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虚假的现场？一个虚假问题的虚设的现场？就是说，哲学的真正的根本问题并不发生在理性和启示的边界上，就好象我们人的问题并不能依靠纠缠于天堂和地狱来解决。我想说，其实我们中了逻辑的圈套，中了语言的埋伏。

按照通常的说法，哲学就是反思的，就是前提批判。这当然不错。但是过于夸张。思想的大敌是过于张扬，过于任性。哲学出于对普遍性的特殊偏好，总喜欢把某种大致的普遍原则放纵为绝对的思想体系。举例来说，当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他的确说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他得意洋洋地从这个东西开始来建设他的哲学体系的时候，他就弄出了更大的谬误。对于所谓反思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炮制类似的东西，比如，我坚持说，哲学就是“元-”思（meta-thinking）；或者，哲学就是“后-”思（post-thinking）；诸如此类。只要足够固执，这些说法就会显得很伟大。所以，当你说哲学是反思的时候，说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当你说，哲学“就是”反思（没有其他的思了），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偏执一端是小孩子的天性，但不应该是哲学家的嗜好。

哲学的问题就是在反思这个问题上过火了。正是这个地方过火了，才制造了虚假的问题和虚设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反思总会先天地逻辑地要求进一步反思，于是进进一步反思，结果就遇到了逻辑和语言的尽头。这样给人的错觉就是，那些逻辑尽头上的问题就是基本最重要最根源最关键的问题了。这实在是个假象。因为我们中了逻辑反思的圈套。我们不幸中计了，还浑然不知，一相情愿地把它当作个宝。我现在想说，其实哲学一直在纠缠的那些问题一直是些逻辑或者语言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逻辑反思的尽头所出现的问题，那些看上去朔大无比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些逻辑的/语言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还说，语言是思想的界限。其实逻辑也是这样。逻辑和语言一起规定了想/说的边界。但是也仅仅是界限的问题。界限是个事实，不是我们管得了的。逻辑/语言的尽头所出现的问题是不能逻辑地/语言地解决的。逻辑/语言上的最后困难只能哲学地解决。但是，哲学根本性问题和困难并不能轻易逻辑/语言地解决。莱布尼茨曾经设想一种人工数理逻辑语言，目的是，如果出现什么哲学的争执，那就用不着争论，“让我们来算一算吧”。莱布尼茨就是想把哲学问题逻辑地解决。后来的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也表述了一个相似的方案，他们说，哲学就是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的理想就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到现在，他们的努力除了还有点技术/方法上的意义之外，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我想再强调一遍，哲学的困难不能语言/逻辑地解决，相反，逻辑/语言的困难到是必须哲学地解决。

现代哲学过于迷信语言了，就好象近代哲学迷恋逻辑一样。很多哲学家都不愿意把语言作为工具来看待。海德格尔就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甚至有人说，不是我们是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诸如此类。这些说法的确足够惊世骇俗。但是我要说，真理往往是朴素平实的。当然没有低估语言的重要性的意思。把语言当作工具丝毫没有低估语言的意义。因为没有工具人就没法活。但是，语言却并不具有那么重要的存在论意义。我们生活在生活/世界中，而不是语言/逻辑世界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活在语言/逻辑世界中，但也仅仅是在如下意义上：人仅仅是生活在生活/世界的语言逻辑中。语言/逻辑是个无限开放的可能世界，它们通过某种方式，可以“说出”任何多种可能世界。但是，很明显，我们并不对所有语言的可能世界都在乎。这里的一个存在论根据是什么？不是别的，而是生活/世界。人们为什么老说，“说得到好听”、“说得比唱得好听”、“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等等。这就很说明了人们并不是对任何语言意义上的可能世界都很在意。也很说明了，人们真正在意的是生活/世界——对语言的可能世界的评判根据就是生活/世界。

现在我要指出，当我说哲学的很多问题是假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些问题过于形而上，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其实哲学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取消那些问题，就必须全盘取消哲学。我说哲学的很多问题是假问题，意思是说，哲学过于把逻辑的/语言的问题当做哲学的问题，并且过于相信哲学的问题可以逻辑地/语言地解决。也就是说，哲学所关注的某些朔大无比的问题，其实仅仅是逻辑/语言上的问题，而哲学的解决方案也是逻辑/语言地解决。再直白点说就是，哲学研究是不是哲学，而是逻辑/语言。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真相。

3、哲学的问题

我们刚刚说，以往哲学的错误在于，它研究的其实不是哲学，而是逻辑/语言。那么，哲学本身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他现在没有写哲学论文的欲望了。因为很多问题想啊想啊，最后都是一个结论——我应该沉默！因为问题弄到最后，都是不可说的。这是很有维特根斯坦色彩的思想体验。胡塞尔也曾经比喻说，他搞哲学就象是在磨一把刀子，磨啊磨啊，不知不觉，结果竟然磨没了。他们真是诚实得可爱。其实，如果谁想要坚持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思路，把那些逻辑/语言问题很当真，那就必然是这样的宿命。因为你最后碰到的问题都不过是逻辑的悖论和语言的悖论。要么是逻辑上的无穷第推和循环论证，要么是语言上的语义悖论和语法反复。而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逻辑地/语言地解决的。根据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任何理论系统都不可能获得自足的圆满性。所以，问题弄到这个份上，就只能沉默了。

前边说到了，逻辑/语言的问题只能哲学地解决，而哲学的问题却不能逻辑/语言地解决——除非是假的哲学问题。所以问题并不象维特根斯坦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哲学把那些胡说变成明显的胡说就可以告老还乡了。假设大家都规矩了，不胡说了，仍然还有问题，这时候出现的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我先要说，并不存在确定的哲学问题。也并不存在哲学这样一门专业的哲学学科。如果谁要专业地学哲学，那就肯定学不到真正的哲学，而仅仅是些哲学史（死）的知识。哲学的问题在哲学之外，在理论之前。任何专业领域都不会出现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哲学问题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那些所谓基础性和根本性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想象。解决逻辑的前提性之后，我们依然会遇到巨大的思想困难，这时候就暗示着哲学问题的出现。当然，哲学问题也不是某些人文理想特别发达的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哲学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就是人的存在意义的问题。因为，1）、人的存在意义问题并不是可以哲学地解决的，不可能因为哲学家论证了人存在的意义人的活着就有了意义——这不就等于说，在哲学家有效地论证这个问题之前，大家不是白活了？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这里也是值得怀疑的——先不说这个命题本身的逻辑问题。应该说，我做故我在。我做事，我存在。哲学家的故作深沉真让人觉得可笑，好象人活着的主要工作就是成天顾影自怜自怨自艾似的。当然，那样的说法对传统的哲学的确非常有利的——这恐怕是问题真正的原因之所在。2）、这个世界肯定不单单存在着人，对于人的任何思考都必须同时思考和人相关的所有事物。过于沉迷于私自的“存在与虚无”无助于人的存在意义这个问题的解决。人文主义有着过火的文学式抒情。哲学当然不能变成数学，但是也不能变成文学。德里达等后现代哲学家已经裸地这样鼓吹了。

到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哲学的问题就是那些生活世界中的两难，那些冲突着的观念、思想、习俗以及趣味。因为不管这世界如何美好，都会出现说不尽的两难。举例来说吧。假设我的哥哥犯罪了，甚至杀人了，警察在外面追他，现在他跑到我家来躲避警察的追捕。这时候，我怎么办？这里我不打算说该怎么处理这个具体问题，仅仅想说，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两难，是哲学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实际上，生活/世界中有太多类似的两难和困境了，这种困境又不是理性就可以解决的。诸如，情与理、忠与孝、仁与义、家与国、亲与友，等等等等。我相信，这就是直接面对了问题本身，哲学就要在这里发现思想的困难以及生活本身的困境，发现一些宝贵的思想素质。而且，我们在这里会发现，理性或者逻辑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给出所谓的规律和规范——给出了也不会有效，不可能有效地教导人们说，大家应该应该怎么样。当然法律总会给出严格的规则。可惜哲学不是法律。

在这个时候，哲学也就面对了真正的问题，面对了真正永恒的困难。与那些逻辑的和语言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显得那么真实有力，直逼人心。

4、从事实开始

人们通常都对哲学望而生畏，感觉它好象是高深莫测。更多的人倾向与于嘲笑哲学家。比如，人们曾经嘲笑分析哲学家说，哲学家不过是用他自己也觉得稀里糊涂的语言来分析蠢人说的傻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有点刻薄，但是并没有错怪哲学家。

哲学家过于看重逻辑的眼色了，喜欢跟着逻辑走。如果说艺术家是跟感觉走，那么哲学家大概是跟逻辑走。逻辑需要什么，哲学家就献上什么。有两种想象，一种是文学的想象，一种是逻辑的想象。文学的想象当然是感觉体验的随心飞扬。逻辑的想象则是因为逻辑的需要而给出的蹩脚假设。我们很容易看到，哲学有太多的蹩脚假设了。其实那都是哲学和逻辑的勾当。哲学史上有太多的第一原理了，但是可惜很少有后来人把这些原理当真。如果谁对逻辑百依百顺，那么肯定会挖空心思给出几条第一原理。无论如何，这些第一原理都不过是逻辑的想象。也正由于我们有过多的第一原理，当怀疑主义很兴奋的时候，人们会毫不客气地戳穿假象，说“一切都不过是些说法”。面对这样的指责，哲学家通常会故作镇定，然后一本正经地给出进一步的第一原理。其实，在这里没有办法判明谁对谁错。因为那些出于逻辑需要而给出的普遍性的逻辑假定，都是不可证实也是不可证伪的。或者说，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说的。

但是，哲学喜欢体系，喜欢自圆其说，并且大致认为能够自圆其说就是真理体系了。说实话，预先假设几条原则，然后据此推证出几个体系并不是什么难事。哲学厌恶矛盾，就象自然界厌恶真空。于是一心打磨逻辑上的圆润，一心避免逻辑上的漏洞。但是，很遗憾，避免了漏洞却同时陷入了空洞。从给出的逻辑假定开始，然后小心翼翼地推论，当然不会出现太大的逻辑漏洞。但是，如果假定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得到的也不过是个自圆其说逻辑完美的谬论。有不合逻辑的错误，也有自圆其说的谬论。当然，哲学家给出的逻辑假定大体不会错得很离谱（一个人活那么几十年总会明白几条大致不错的所谓规律），再加上在推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经验性修正——哲学并不会象数学那么干净，哲学家在建设体系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参考经验生活中的事实，并据此作出即时修正——这样，最后的哲学体系也很难全盘皆错。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哲学家的逻辑想象至少给定的是不真实的假设，于是就必然推论出不真实的理论。不存在一劳永逸并且全面正确的第一原理。一个虚假的开端必然得不到一个真实的结论。

举例来说，哲学家在伦理问题上喜欢假设人性，要么说人性善，要么说人性恶，或者虚张声势地含糊其词，说人性不善不恶。然后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给出一打或者几打伦理规范，好象人类的问题就这样得到圆满解决。追问“本”性，是一种逻辑的嗜好。或者是受了语言的表面假象的诱惑。以为搞定一个“本”，对那些枝节的“末”的解决也就势如破竹了。其实这仅仅上一种逻辑的和语义的想象罢了。问题是，不管人的“本性”是什么，一个无法否认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我们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好人和坏人。伦理的思考要从“好人和坏人同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开始，而不是从假设人有没有良心开始。

从事实开始，直面问题本身。为什么要追问那么多的所谓“本源”？哪里有那么多的所谓“本源”？哲学由于职业的习惯，喜欢宣称诸如“我思故我在”、“思想是人的唯一尊严”、“诗意地栖居”等等，这样一些对自己明显有利的话。但是，我们何不把眼光转向生活事实？人类生活那么精彩多样，那么多美丽与伟大，丑陋与渺小，怎么到哲学家这里进单单看到“思想”这东西了？怪不得人们很容易把哲学家当作疯子。哲学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疯子。以至于哲学团伙的内部都有叛徒出卖他们，说那些话不过是些胡说。

迷信逻辑，迷信语言，迷信罗各斯，都远离了事实，远离了生活现场，远离了问题本身。通过逻辑的手法偷换了的问题，当然也是问题，但是肯定不是真实的问题。哲学应该回归一种生活的感觉，哲学应该重新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能跟着冰冷的逻辑或者热烈的人文想象走得太远，最后变成一种谁学了谁糊涂的专业。

5、事实和逻辑

事实和逻辑，究竟谁更强大？当事实和逻辑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站在哪一边？人们当然毫不由于地站在事实一边。但是哲学家通常会站在逻辑一边。哲学家有个很好的说法，有了这个说法，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逻辑一边。是这样的，哲学家通常喜欢区分现象与本质，区分假象与实在。于是，他们宣称那些所谓事实不过是些现象，看问题得看本质，得用逻辑理性来把握本质。事实总是个体的、特殊的，不可能存在某种“普遍的事实”。但是，在那些特殊的、个体的事实背后，究竟有个什么样的本质？

不难看出，这个所谓本质是一种逻辑纵深所给予的一个逻辑设定。逻辑主义思维喜欢挖掘“背后的东西”，以为沿着逻辑的康庄大道一直挖下去，就可以抵达那个本质。但是，就象剥苹果一样，哲学家剥啊剥，剥到最后剩下个苹果核，于是说，看啊诸位，这才是真正的苹果。他们假装不知道那个苹果早就被剥得面目全非。这可能也不能过分地指责哲学家，因为他们总是有过火的野心和热情，总想一劳永逸地全盘解决或者根本解决。

其实，事实可能就是在生活/世界中立体而整体地给予我们的。我们说看到了某个事实，并不是单纯地在一种横向的、平面的层面上看到一个现象或者假象，当然也不是在一种逻辑的、纵深的意义上的所谓本质。而应该说，是在生活/世界中立体而整体地理解了一个饱满而真实的存在现场。任何事情都是整体而立体地发生在存在现场的，我们也都是整体而立体地身处生活现场。我们都在现场，于是我们“目击”了一切。事情的发生，不仅仅通过眼睛而给予我们，还通过心灵，通过理智以及情感等等，饱满地给予我们的。当然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不会老是看到假象。人们并不会愚蠢到只是单纯地相信眼睛，但是哲学家却常常精明到只是“深刻地”相信逻辑。

逻辑不能代替事实，只能用来分析事实。事实是思想的起点，逻辑是思想的界限。事实是思想的根据，逻辑则仅仅是思想的工具。逻辑形而上学过于夸张了逻辑的力量。以为只有逻辑理性把握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本质的。逻辑凭借某种形而上学的任性才有横行霸道的可能。事实才是真正的力量。真实而有力，这就是事实。当然，事实的力量不在逻辑意义上，而在存在论意义上。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就不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逻辑可以建设很多可能世界，但是并不是所有可能世界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回避逻辑，但是没有办法回避事实。逻辑的对错仅仅是推理上的对错，但是事实的对错却是价值上的好坏。我想说，价值上的对错是最要命的。

当然你可以追问说，什么是事实？这个问题我仅仅能够回答说，事实就是事实，并且就此了事。因为这样的问题仍然是个逻辑主义的圈套。它蛊惑着我们去给出本质化的定义。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哲学家是个例外）不可能竟然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意思，要麻烦哲学家来解释。对于那些基本的概念，哲学是不需要给出定义的。你给出定义反倒把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东西弄糊涂了。比如，哲学家怎么定义“好”？如果硬是要定义，那可能只能说：所谓好，就是有用的；或者，好就是美好的；或者，好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诸如此类。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定义其实都乱七八糟，越说我们越糊涂。对于怎么分辨这样一类不可定义的基本概念，我想，至少可以给出这么两个标准：1）、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地使用，离开它我们就说不了话的那些词语。比如，好、坏、善、恶、美、丑、真、假，等等。这些基本概念绝对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些逻辑意义的基本，不象那些所谓本质、本体、现象、先天直观、绝对理念，诸如此类。尽管它们看起来大得吓人，好象基本得很。2）、规定着我们的思想结构和世界形式的那些词语，离开它们我们的思想和世界图景就得散架，就不知道怎么思想。比如，我们的经常说的好/坏、美/丑，我们当然可以对这样的二分和二元语言表示不满，但是没有这样的二分，我们就没有办法思想——那不等于好坏不分、美丑不顾一团混沌吗？

最后我得补充说，这里没有要全盘打倒逻辑的意思，而仅仅想反对逻辑形而上学，仅仅想反对逻辑主义、逻辑本体。我很乐意把逻辑当作思想工具——其实，亚里士多德以及培根也都把他们的逻辑学体系叫做《工具论》、《新工具》。

6、真理与价值

后现代已经宣布了唯一一条真理：没有真理。当下哲学的任何思考，都不可能回避了后现代责难还能取得进展。我们现在来面对这个最大的诘难。

通常认为后现代是现性主义的内部后果。理性没有办法保证绝对真理，于是没有办法根除怀疑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体性，等等理性主义思路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出现了巨大的根本性困难。这些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可能还有一个相对外在的因素，一个社会学因素。我的意思是，后现代主义其实更多的是个现代社会的一个综合病症，或者可以叫做“现代社会综合症”。因此后现代更多的是个社会学事件，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有那么严重的思想根源。因为后现代的思想根源都是先天的，一开始就是那样，一开始就没有绝对真理。哲学家老喜欢夸张思想的作用，这其实是虚假而过分的。哲学思考应该跳出哲学学科的专业眼光来观察、思考问题。

法国的奈仁在分析法国1968红色五月风暴的后现代因素时，曾经用“心智剩余”这个词来描述现代社会——注意，不是“后现代社会”，其实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情绪，大家矫情地抱怨一切，却什么也舍不得放弃。所以，后现代差不多就是，一边兴高采烈地大鱼大肉，一边埋怨吃肉不够绿色环保。说得难听的，那叫吃饱了给撑的。我对后现代也有一个和奈仁相似的描述，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泡沫”。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在物质剩余、经济泡沫的同时，也有着大量的“心智剩余”和“精神泡沫”。这个社会学因素可能比哲学家所想象的思想因素更具有决定性。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个技术的时代。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很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点。好象人们的理性（所谓理性人）就是成天用来盘算一些蝇头小利。这个假设其实大体上揭示出了现性的技术性和工具性。因为现代哲学也差不多是个经济人，老是在技术上、细节上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相反，在价值问题上却一直低头沉默。分析哲学尤其是这样，技术上到是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而以解释学问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由于过分发挥了主体性（尽管他们自称是反主体的，然而却陷入了更深的主体性）和个体存在的体验价值，也不可能在价值问题上给出有力的表述。于是，总体上说，现性或者说是现代哲学是个悬隔了价值的哲学。要么避而不论，宣称价值问题不可说；要么本身无力给出有效有力的表述。因此，现代哲学的那些话语，都是些“缺德的”话语。现代社会是“缺德的”社会，人们成天在盘算自己的那些蝇头小利。相应的，现代哲学则是“缺德的”哲学，在逻辑语言的细枝末节上喋喋不休，或者在个体的存在意义体验上自怨自艾。

一方面，是话语/知识/真理与价值/德性脱钩，价值缺席；另一方面，则是话语/知识/真理和权力/利益勾结，真理失贞。知识悬隔了价值，真理失去了，这时候，后现代主义出来挑明说，“没有真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于是鼓吹“怎么都行”，又有什么不行呢？

当初现代哲学仅仅是想谨慎，没有大的抱负，以为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盘算一下就一切OK了。在技术细节上可以“不择手段”（费耶阿本德说的“怎么都行”其实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个方法论口号），但是没想到，最后竟然堕落为“不择价值”。于是怀疑主义顺理成章地兑变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本身是个技术性的东西，虚无主义才是价值性、存在论意义上的东西。

到这里，我想说，我们应该鼓吹一种“德性的话语”，把价值和真理给重新糅合起来。真理和价值的分离就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后果，也是哲学传统的一个逻辑结局。事实上，我们很难把真理与价值上有效地剥离。价值和真理本身是统合着的。这一点在伦理学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伦理的真理总是和价值直接关联的。可惜现代伦理学也几乎要把伦理价值从伦理真理中剥离。于是规范伦理学横行，德性伦理学凋尽。人们喜欢谈论规范意义上的公正（规范的第一原则是公正），却不愿意论证价值意义上的善。

我想强调，没有价值，哪里来的真理？因为至少真理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然我们就真用不着那么麻烦，干脆一劳永逸地怎么都行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不存在价值问题，而是哲学过于软弱无力，回避了价值问题——确实，价值问题是最难说的，但是并非不可说。

7、饱满的真理

哲学史上至少存在着三种经典的真理观，是这样的：a、认识论哲学中的符合论；b、现代人文主义的无蔽论；c、实用主义的效用论。这些真理论都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困难：一）、就认识/逻辑本身而言，真理缺乏理性自身所要求的确定性，简单说，就是真理往往显得不够真，因此哲学史上怀疑论源源流长；二）、就实践/行为自觉而言，真理缺乏对生活/世界的指导权——如果真的有，那也是很微弱的。我们通常并不老按照所谓真理办事，通常的说法叫做：“我知道XX是真确的，但是……”。也就是说，你说的很对，但是我却不想或者不能那么做。这无疑让哲学很是尴尬。这种尴尬的根源在于，“真理之路”仅仅是在逻辑图式中寻找“单边主义的”逻辑合理性。就是说，这远远不是饱满的真理观念。首先，它存在于一种不真实的假设的逻辑图式中；其次，它依附于“单边主义的”逻辑合理性。简单说，它们都是一种片面的真理观，总是透过一个门缝——逻辑的、人文的或者功利的门缝，把真理给看扁了。

真理不幸被看扁了。我们需要一种饱满的真理。

所以我在上面说，要把真理和价值重新糅合起来——它们本来就不是分离的。传统的真理尤其强调的是逻辑意义上的真，差不多等于说，真理就是符合逻辑。我想说，符合逻辑仅仅是真理的一个起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哲学的真理和数学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数学与哲学。哲学直面生活中的困境和两难，所以也必定要是生活/世界中的真理。生活/世界有情有义，有声有色，有真有假，那么，哲学首先就必须把这些事实考虑进去，而不能仅仅搭了逻辑的便车，仅仅考虑逻辑意义上的真。哲学不能不顾生活事实，而只顾勾结了逻辑一起投机取巧。因为你不顾生活的声色情义，那就不可能发现真实而有力的真理，只能给出一些自以为是而势单力薄的说法/意见——人们仅仅是姑且听之而已，并不当真。

把生活/世界中司空见惯的真假虚实、声色情义都考虑进去，那么，就必须是一种蕴涵了逻辑的真、行为的善和情趣的美的饱满真理。生活/世界也必须配套这样的饱满真理。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真理、价值和事实是统合着的。简单点说，当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逻辑意义上的合理性，单纯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具有真理的完全合法性。现在，任何作为一个真理是否合法，至少需要参考这样两个标准：1、合理性，也就是逻辑意义上合乎逻辑规定，合乎生活事实的规范；2、合情性，即符合生活直观——大感性（赵汀阳发现了这样一种感性的存在，他在设想伦理学理论的时候，明确把“合理性”和“合情性”两个概念并列，并且指出“合情性”“意味着在理性理由之外的、但是与理性理由同样有力的感性理由”，“是具有普遍性力量的‘大感性’”，“它和理性理由是同水平的无可置疑的人性理由”。《论可能生活》，页1。）和生活情趣。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论文《从逻辑图式到生活世界》中说，一方面，真理受生活直观（大感性）和逻辑理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它受生活情态（活理性）和辨证理性的调节。简单说，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

我们下面就来谈中国的智慧。

8、中国的智慧

现在中国哲学界还在一本正经地争论一个虚假的问题：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我都怀疑学者们是否就是以研究这类问题来混饭吃。那是个假问题，至少不是哲学问题。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肯定还离哲学很远。如果谁要是逼着我回答——不回答就不给饭吃，我会迫不得已地说，我想指出关键的三点：1、知识和权力的勾结。中国知识因为处于弱势，所以话语权明显短缺，搞得连自己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当年赵家老爷就硬是不准阿Q姓赵。2、中国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智慧，至于这智慧叫不叫哲学或者其他什么名字，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中国智慧给思想提供了什么样可能方向和思路？3、中国的学者在思想上一直压着“现代化”这块历史巨痒，如果中国思想要想有新的进展，那就必须超越这个历史巨痒。

在真理问题上，中国智慧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前面说到的“饱满真理”，其实就来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国有所谓“天人合一”（真的最高境界）、“知行合一”（善的最高境界）和“情景合一”（美的最高境界），讲的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饱满的智慧理念。生活/世界中的真正智慧也就是这样“三合一”的饱满智慧。遗憾的是，中国传统中的这种饱满智慧一直在西方的知识权威（权力）下的不到应有的合法性。还有人在论证中国哲学的时候，喜欢夸大“天人合一”的一面，把中国哲学解释成了宇宙啊人生啊之类的玄学。其实中国哲学一点都不玄。她就是生活现场的思想/践行/审美的活生生裸的思想素质。孔子老是讲仁啊义啊，忠啊孝啊，可见他是直面生活的两难的。而且他很少给出一成不变的原则，一直在忠孝仁义的困难中挣扎。因为孔子很清楚生活/世界是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存在现场，只能饱满地理解了这个现场之后，才能对与其中的困难给出有效有力的解决。所以中国人喜欢讲权衡，讲中庸平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谁也不愿意得罪。比如，《论语-学而》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差不多是面面俱到。中国思想总是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有时候显得有点狡猾。但是，对于生活和智慧的饱满理解却是相当高明的。

如果把中西哲学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务求高深——所以老是喜欢在逻辑上望深里挖，搞单向的直线的逻辑纵深；中国智慧则贵在高明，习惯照顾到四面八方，总是愿意直接地面对问题和困难本身。西方过于迷信逻辑和语言，算得上是逻辑/语言本体论和逻辑/语言独断论，中国则对此相当谨慎，因为中国哲总是把生活看做最牢靠的东西，于是，在语言/逻辑问题上，可以说是语言/逻辑怀疑论和语言/逻辑工具论。比如，《老子》里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辩若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论语》“巧言乱德”、“敏于事，慎于言”、“天何言哉”；《孟子》“予岂好辩哉”；《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如此类。

中国智慧是很讲人“情”的，但是并非不讲道“理”。只是中国智慧中的道理更具有人情味，更符合人们的生活直观，符合生活/世界中的“大感性”。中国人的“道理”就是生活智慧，而不是死板的、冰凉的逻辑真理。中国智慧讲原则，也讲人情，讲合理性，也讲合情性。因此我们很讲究“方中有圆”、“外圆内方”。——这一点让无疑西方哲学忍无可忍，因为在逻辑主义思维方式中，“方的圆”或“圆的方”都是不可理喻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的哲学家（如梅农、罗素等）老是喜欢拿“方的圆”做反例来说事。

当然中国哲学也不是没有缺陷，但是她的缺陷不在存在论上，不在基本的哲学感觉上，而在方法论上。我们却有效的可行的方法论原则，而在恰巧是西方的长处。

逻辑学论文 篇二

1．1“意义”与内涵以模型理论(model-theory)为基础的逻辑语义学试图用集合、函项这类纯集合论的概念去解释意义。由此，逻辑上所假定的语言表达式的内涵是否可以和意义等同起来，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逻辑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牢靠。具体讲，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把它们同世界或世界中的实体相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具有复杂的形式。例如，一个谓词和世界中能够被它称谓的实体的集合相联系。如果要在逻辑语义学中避免假定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实体，方法之一就是假设“如果一个人是讲表达式的外延，那么就可以避免讲表达式的意义”(Frege1980:134)。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把具有相同外延的非同义表达式(non-synonymousexpression)如“现任美国总统”和“奥巴马”看作是相同的，这就相当于把表达式的内涵和意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了解一个表达式的外延并不必然地包含着了解它的内涵，因为非同义表达式可能具有相同的外延。

反之，如果一个人知道一个表达式的内涵，也并不意谓着他一定知道这个表达式的外延，例如，我们完全了解表达式“是聪明的”的意义，可是并不确切知道谁是聪明的，谁是不聪明的。换言之，了解一个表达式的外延必须知道两点：表达式的内涵和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这可以说是用内涵规定外延的尝试。用外延来解释内涵的概念可以把内涵看作一个“外延决定原则”(extension-determiningprinciple)(Allwood1977:183)。这个原则是一个考察可能世界并找出一个表达式外延的规则。然而，把内涵等同于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会产生很多困难。例如，模型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alsemantics)一般不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假定有某些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在那里司各特(W．Scott)没有写《威弗利》，那么作为两个名词短语‘司各特’和‘《威弗利》的作者’的内涵的函项由于并不是对所有主目都有相同的值，因而彼此不同。然而，假如我们换一个弗雷格(1980:67)的例子：数学表达式“3+1”和“2+2”虽有相同的外延(“Bedeutung”)即“4”这个数，但有不同的内涵(Sinn)。隐藏在这背后意思是，“3+1”和“2+2”表现了获得相同结果的不同方式或程序。可是，如果像算术中对一个真值为真的语句所通常认为的，“2+2=3+1”是一个逻辑真理，那么“2+2”和“3+1”的值在所有逻辑上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相同的“4”这个数。换句话说，表达式“3+1”和“2+2”相当于从可能世界到数的相同的函项，因此必然具有相同的内涵。概言之，如果我们把内涵理解为从可能世界到实体的函项，那么逻辑上相等的表达式就表现为具有相同的内涵。这一结论显然就不再支持弗雷格内涵是获得外延的途径的观点。学术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很多方法，比如，Car-nap(1947)认为，语言上的同义(linguisticsynonymy)不应该定义为模型论意义上的内涵同一，而是应该包括他称之为内涵同构(intentionalisomorphism)的某种较强的东西。如果某种“组合表达式”(constituentexpressions)具有相同内涵，并且它们也同样是由具有相同内涵的成分构成的，那么由这种组合表达式构成的语言表达式就具有相同的内涵。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接近于弗雷格用Sinn所表示的意思。

1．2“意义”与真值条件在语言学中，把意义转化为“真值条件”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很多从事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人对“语句S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一观点非常熟悉，然而，很多语言学家一听到“‘Snowiswhite．’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就立即表示反对并指出，“真同语言学研究毫无关系”，并且，“说明哪个语句是真的，哪个语句是假的，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这种反对事实上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语句的真值和一个语句的真值条件。说明一种语言中哪些语句实际上是真的确实不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然而说明语句为真的条件，即这个语句在何种条件下是真的就须要考察语言的意义问题。如上文所述，假设我们把一个语句的内涵看作一种原则，依据这种原则，我们可以在每个可能世界中赋予这个语句以真值，并且希望我们的理论具有某种“心理实在性”，即语言表达式所描写的成分在某些方面与出现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灵中的东西相对应。

如果事实如此，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赋值于一个语句以作为它的解释，以及在了解一个陈述(statement)的实际表述时我们所做的，这二者之间是否具有任何相互关系。以语言表达式具有真值条件为基础，我们可以期望当听到一个陈述句时，就可以观察这个世界并对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语句是真的还是假的进行考察。我们甚至还须要想象一下，当这个语句是真的时候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如果我们认为说话人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可以相应地改变我们所想象的世界的观念。这样，似乎在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conditionalsemantics)中关于语句的解释和语句的了解过程之间并不是十分符合的。虽然如此，逻辑学家对这一点还是做出了相应的研究。其中，这两个观点是值得借鉴的：“把可能的语言或语法作为抽象的语义系统来描写，因而符号是与世界的各个方面相联系的”，以及“关于心理的和社会的事实的描写，因而这类抽象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是由个人或人群使用的系统”逻辑语义学只讨论第一个问题，而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运用问题则与它无关。按照Lewis的观点，“混淆”这两个问题“只能引起混乱”。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并认为，相关研究只有从语言符号使用的研究中进行抽象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应该把语言作为联系符号和世界各个方面的一种系统来研究。事实上，逻辑语义学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明确说明应该怎样对一个简单表达式的意义进行解释；相关研究仍然沿袭了传统逻辑学中的观点，这就使得意义看似很抽象。然而逻辑语义学对传统逻辑的发展就在于，它对语义问题研究的推进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从简单表达式的解释获得复杂表达式的解释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形式对语言意义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希望逻辑语义学确切地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下雨了’这样的语句是真的；但是它能告诉我们在这个语句和它的否定‘没下雨’为真的各自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Allwood1977:188)。

2逻辑与自然语言分析

以对语言意义的形式转化为基础，逻辑学研究构造了形式语言，它是进一步分析自然语言意义的工具。随着谓词逻辑的局限性逐渐暴露，逻辑对于自然语言分析的适用性曾经一度遭到质疑，这直接导致了与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1作为工具的形式语言我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构造自然语言语句的逻辑具有“隐性特征”。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把只关注语句形式的演绎规则加以形式化，就不能用自然语言为这些语句构造这些演绎规则公式，而必须构造一种用以翻译自然语言的“形式语言/理想语言”(李洪儒2006:29)。弗雷格与罗素都曾明确提到，这就是创立形式语言的主要动机之一(Frege1980，Russel1995)。隐性结构的概念在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中也很受重视，这是因为在转换语法里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别对于构造转换规则具有重要作用。在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standardtheory)(1965)中，一个语句的深层结构是处在底层的语法结构，它决定这个语句的语义解释。标准理论所带来的语义研究热潮导致了生成语义学派的形成。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Lakoff，McCaw-ley，Postal，Ross等。这些学者认为，语句的深层结构同它的“语义表现”(semanticrepresentation)(Lakoff1987)是相同的。这种“语义表现”与谓词逻辑中的公式非常相似。进一步讲，Lakoff等人所提出的“语义表现”和“语义解释”具有显著区别。一个语义表现是显示一个语句的意义的方式，而不是意义本身。因此，一个语义表现实际上往往是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式。特别是当我们把谓词逻辑中的公式看作英语或其他人类语言的表达式的语义来表现的时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表现也是一种具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的语言———谓词逻辑语言中的表达式。换言之，同语义表现和表层结构形式有关的规则必须由解释语义表现的规则来补充。由于把语义表现没有歧义看作区别语义表现和表层语法结构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提供语义表现而不管它们的实际语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一种无歧义的语言就被创造出来了，这种语言不是为一个语句提供语义解释的最后结果，而仅仅是中间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此，应该遵循的过程是“语法结构———无歧义语言中的表达式———语义解释”。此处可能产生的疑问是，中间步骤是否完全必要，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语法结构———语义解释”的简单模式来代替。

事实上，语义解释规则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而使一个语句具有不同的输出。对于中间步骤这一问题，可以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比如，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分析要求能够建立形式演绎规则(Carnap1947)。本研究认为，使用一种无歧义语言从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某种论及语义解释的方法，从而必须构造一种无歧义的语言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是因为“语义表现”或无歧义语言中的表达式仅仅是一种具有辅助作用的工具性设计，它们本身并没有独立地位。在使用这种形式语言时，我们须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无歧义语言的语法范畴，即“语句”、“谓词”等，和语义解释的范畴，即“命题”、“属性”等概念混为一谈。在后来的逻辑语义学研究中，把形式语言作为赋予英语语句以语义解释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这已经被蒙塔古在他的一些论文中所验证并使用。在他的著作中，无歧义的形式语言的辅质，即工具性被十分清楚的展现出来。

2．2谓词逻辑的局限性自然语言研究的不断发展引出这一问题，即由谓词逻辑所构成的形式语言作为辅助自然语言分析的语义模式并不完善。因为一阶谓词逻辑常常被看作一种古典的逻辑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对自然语言中的某些区别在谓词逻辑中有无相应的体现作出判断，并且进一步思考这些区别是否具有语言意义上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早已发现，只有少数自然语言的“语句联接词”(并列连词)和“量词”(数词、表示量的形容词等)可以直接翻译到谓词逻辑中。并且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对“所有女孩子都是漂亮的”这类语句的形式化始终存在着一些疑问。其中主要有，自然语言的主要词汇类别(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没有在谓词逻辑中得到确认；专有名词被译为个体名词；普通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则合在一起作为谓词。有些逻辑学家和生成语义学的支持者主张，这既是谓词逻辑的一个优点，也是传统语法的一个缺点。然而词汇类型显然是在语义上具有相关性的。怎样才能掌握它们中间的区别，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普通名词的次类(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在谓词逻辑中也没有对应的部分。一般来说，带有物质名词的语句很难用谓词逻辑的语言加以公式化，例如：①GoldisscarcethesedaysbutIboughtsometoday．还有一些词类在逻辑中甚至完全没有相应的部分，如从属连词、介词以及各种副词等。除了语义相关的词类对应上的空缺，谓词逻辑最严重的局限大概就是它只能讨论直陈句，命令句和疑问句则完全排除在系统之外，因为这些类型的语句在言语活动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不是用来传达关于世界的知识的。

虽然逻辑学领域相关研究已经作出了建立“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Montague1974)的努力。但是，相关研究在如何正确处理这些语句的类型上产生分歧。有些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把这类语句作为特殊类型的直陈句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尝试将有可能赋予这些语句以真值条件。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与“假说运用”相关。按照这一理论，所有语句都应该有底层结构，在底层结构中最高级别的从句(clause)是说话人说出的关于他正在进行的言语活动的一个陈述；例如，一个命令语句可能具有底层结构“我命令你S”。然而，陈述句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所了解的意义，有些很难解释其真值条件。例如，很难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虽然②a里的一个语句可能是真的，同时②b是假的，但是二者还是在意义上有明确的区分。②a．这只玻璃杯是半空的。b．这只玻璃杯是半满的。另外，还有人提出直陈句语义的哪一方面可以看作真值条件也是存在分歧的。我们可以提出③和④这类表示价值判断的语句，而这类语句通常无法判断真假。③没有结婚而发生性关系是不道德的。④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虽然谓词逻辑具有诸多局限性，但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现在仍然力求扩展谓词逻辑，或者建立更加适用于作为自然语言的语义模式的其他系统。当然，对于他们的工作到底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及逻辑语义学的基本概念是否适宜于处理自然语言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3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语言逻辑”一词最早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只是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逻辑主要针对理想语言而言，并不是此处所讨论的“自然语言逻辑”。目前，学术界普遍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太格语法作为自然语言逻辑诞生的标志，这大概是因为蒙太格在范畴语法的基础上，采用模型论方法构造自然语言的语义解释，开创了全面系统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的方向，即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研究方向。也有学者认为(夏年喜2004)，最先明确提出建立自然语言逻辑的是美国当代语言学家Lakoff在Lin-guisticsandnaturalLogic(1989)一文指出，“自然逻辑，一种为自然语言建立的逻辑，其目标是表达所有可以在自然语言中加以表达的概念，说明所有可以用自然语言做出的有效推理，而且结合这些对所有的自然语言进行适当的语言学描述”。然而，无论以哪位学者的研究为开端和标志都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在逻辑学界、语言学界已成为一种时尚。由于和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语义学已经处于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研究的交汇点。这使得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在形式逻辑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展开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自然语言逻辑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是介于现代逻辑和形式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逻辑学，不属于纯逻辑；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语言学，不属于纯语言学。但它蓬勃发展的态势、强劲的生命力，却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所不能比拟的”(夏年喜2004:28)。目前，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成果。就国内学术界而言，首先提出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在他的倡导下，一批学者埋头于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马佩(1987)《语言逻辑基础》、胡泽洪(1991)《语言逻辑与言语交际》和(1995)《语言逻辑与认识论逻辑》、张惠民(1995)《语言逻辑辞典》、周晓林(1999)《自然语言逻辑引论》。邹崇理(1995)《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2000)《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和(2002)《逻辑、语言和信息》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自然语言逻辑，尤其是逻辑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尝试性地对汉语时态范畴做出形式语义学处理。

3结束语

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自然语言逻辑，无论是逻辑语言分析还是自然语言分析，逻辑学和语言学研究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语言的意义问题。J．Allwood(1977:195)指出，对逻辑学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掌握对于学习任何当代语义学著作都是重要的；逻辑学家所考察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是几乎所有语言意义研究的中心问题，例如，哪一类对象或实体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语言表达式是怎样与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产生联系的？我们怎样用有限的语义规则去描写无限的语句意义？等等。即使对这些问题的现有回答并不完善，传统逻辑学和生成语法的有益尝试表明，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相关问题的分歧和局限获得关于语言新的理解。从逻辑学视角出发，语言意义的形式化研究有效地推进了自然语言分析的发展，尤其是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形式逻辑和传统语法的欠缺。尽管自然语言逻辑还未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但是相应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地预示了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将逻辑工具更有效地运用于自然语言分析、如何更好地把逻辑学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等是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逻辑学论文 篇三

关键词：逻辑性哲学、逻辑观点批判

逻辑性作为表征思维项目思维能行性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判别思维项目理论价值的重要。基于这一方法，可以简明地通过在缘起依据方面的公认，项目要素的构成及施用具有的规范约定，项目作用范围在现有条件下的周全覆盖，以及项目要素及其演进的相互一致，直接判断一项思维项目的程式可靠性。

一、唯心论的倒错

如所周知，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是“百神之大君”、“万物之祖”，南宋的陆九渊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柏拉图的“理念”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尽管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形式区别，但本质根源基本相似1。以下就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万物本原的著名命题“物是观念的集合”，借助逻辑性判别进行：

由于贝克莱并没有给出本命题中各观念的特殊含义，因此其含义也就只能是默认的通行含义。“物”当然是指世界万物，而且应当包括“观念”的主体；“观念”只能是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个具体的人的观念，或者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或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而且包括神作为整体的观念——基于宗教观念的存在。

“集合”则是汇集、凝聚。从缘起契合性来看，贝克莱在引入这一命题时，没有依据其他命题，因此，该命题的缘起应当属于基于直觉的创设。而命题自身的复杂性，直觉的肯定或者直觉的否定，并没有强劲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唯心论之所以仍然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更为透彻、简明地考察其逻辑性，就需要根据逆否性进行识别。

考察“物是观念的集合”，这里的“观念”，首先，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观念，否则，当该个人不存在时，“物”也随之不存在，这显然过于荒谬；其次，这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观念，各类非常确凿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人类的历史远远低于界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及其观念产生之前，自然之物已经产生了，要让尚未产生的观念去产生业已产生的物，也显然过于荒谬；最后，这里的“观念”只能来自神的观念，也即“贝克莱的整个形而上学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之上”2——这正是各类唯心论不能在人类的基础上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依据，而不得不最终归于神的帮助的根本原因。

然而，认可这里的“观念”来自神的观念，将面临新的更严重的：由于现实世界的“物”显然包含各种丑陋、邪恶的物，如果这些包含丑陋、邪恶的“物”是来自神的观念，则意味着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那么，“神的观念包含丑陋、邪恶”这一论断是任何信奉神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必定是“被任命为爱尔兰南部的克罗因的主教”3的贝克莱所史料不及的。简言之，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导致与自身一贯认可的信念相逆否，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二、唯物论的罅漏

与唯心论有多种表现形式相似的是，唯物论观点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水者万物之本原”说，或者如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把水解释成是一切事物由此产生和构成的基质”说4，尽管形式上存在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或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分，而根本观点都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

目今流行着的唯物主义主流观点尤其主要在中国大陆占据主流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并经由列宁及俄国其他哲学者加以系统化（以下统称苏俄唯物主义）。苏俄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创建是：由列宁对物质概念给出了人类哲学历史上称得上最明确的概括；而最致命的缺陷则是将世界的组成过度抽象到近乎简陋的地步，并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哲学思想的严重偏离——并且这一偏离甚至直接导致了中国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中国唯物主义）的囫囵吞枣式的照搬继承。其偏离点主要表现为：

恩格斯基于某种原因（注意其叙述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应当不是偶然的或疏忽的），在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后5，在具体划分哲学阵营时说“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6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7。

而苏俄唯物主义则在断言“我们所接触的一切现象，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象（如外部世界的事物和过程）；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即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现象（如我们的感觉、思想等等）”后，认为“凡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家，就是唯物主义者”8。

不难看出，恩格斯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划分哲学阵营的，而苏俄唯物主义则采取了较为简单化的处理——中国唯物主义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9，以下仅以苏俄观点为例进行说明。毕竟“自然界”的本原性远远丰富于“物质”第一性，后文将看出这一偏离的重大差别。

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分为存在与意识或物质与精神的根本性划分是逻辑不完备的，或者简单地说，上述划分存在过于粗略的严重遗漏。具体表现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物中的“小孔成像”、海市蜃楼产生的影像，蓝天、白云在水面上的倒影，很显然，这类影像首先不可能属于人类（或类似人类）意识、精神范畴，并且也不应该属于物质范畴，毕竟这些影像只是临时甚至偶然存在的现象10。

二是关于空间、时间的归属问题。关于空间，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解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11，这样（暂且撇开该观点是否存在问题），既然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自身也就不可能属于物质范畴了。然而，空间又显然不可能属于精神范畴。对时间而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简言之，苏俄唯物论将世界过于简单地划分为“一类是物质现象”和“一类是精神的、观念的现象”，直接违背了既备性因而是缺乏逻辑性的。

三、不可知论的自我删除以及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如前所述，“不可知论”的典型论点是“人心也不能经验到知觉和物象的联系”，如果要接受这一论断，则势必导致接受者对该论断自身也不能“经验”的结论，也即已经直接构成了自身观点不能够备接受的否定结论。换言之，“不可知论”在作出一论断后又演化出了直接否定自我的论断，从而违反了逆否性原则。类似的，极端的相对主义思维也是自我否定的。如所周知，其典型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A、古希腊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B、以及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提出的人“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C、其极端表现则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对于A类观点，按其思路，如果“河”在“两次”是不同的，同样也应当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两次”的概念，因此原观点已经自我否定了。因此，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敏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不完全，而加以再彻底为B。然而，如果按照B类的“连一次也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思路，则又应当根本不存在“同一条河”的概念，这样B类也已自我否定了。而C类观点，如果作为命题成立，则显然其本身就是绝对的。因此，极端相对主义思维是缺乏逻辑性的。四、传统逻辑学的缺失

如所周之，传统逻辑学，主要是指自亚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为核心的，以真、假二值为判断（命题）取值的普通逻辑。亚里士多德在初始构造逻辑学框架时，没有专列篇幅对判断亦或命题12的“真假值”以及“真假”本身进行严格定义性的论述。他在其《范畴篇》中首次提到“真假”时说13：

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这似乎应当看作是，他对判断仅取“真假”二值的逻辑“必然”性的公设前提。

但是，在《解释篇》中，他也分别指出：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14

……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15。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16。

这一系列观点应当看作亚里士多德业已注意到对真假概念的使用，并非可以无条件的全盘套用，而是有其自身特定范围的，尽管那样的“范围”未必经受得起严格深入的区别性推敲。比如，“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也例外“并不一定是这样”，以及“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前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并非“全盘真假二值”的预留，尽管他以后一直也未再细究；而后者隐含了亚里士多德对其未加严格定义的“真假”与“命题”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含混。因为后者将难以摆脱这样的循环：

要对命题的真假进行判断，必须先对什么是命题进行认定，而要对命题进行认定，又必须先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而既然判明该命题属于“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正是原先对命题进行判断的主旨。

换言之，判断的逻辑取值必须完全包括判断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值，也即判断的取值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还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不真不假”或“既真也假”等等情形，以下简称“介”）。传统逻辑的真假二值性至少并没有包括“难以确定或真或假”、“不真不假”、“既真也假”或“既假也真”等介类情形（其后三项被矛盾律和排中律否决了）；然而，而现实世界中理论与实践都明确存在不真不假、又真又假的现实情形，如北方的传统食品“糖葫芦”，要说“串糖球的杆在糖球里”和“串糖球的杆不在糖球里”既可以说都是对的，也可以说都是错的。简言之，由于传统逻辑的核心之一判断的取值采取了过于简略的真假二值，而严重违背了现实存在的选择性，因而是非既备的，或者说，传统逻辑自身是缺乏逻辑性的。

1另见拙作“论意义的世界本原”；客观唯心论的非逻辑性说明大意：“理念”、“（绝对）精神”如果是来自人类，则与人类产生的史实冲突；如果来自神则与本文的类似；如果是超越一切其他存在的世界本原，则由于作为原初构想又缺乏唯物论的直觉证验，从而在契合性上低于唯物论。

2[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00页

3[美]J•O•厄姆森著，曹秋华译，《贝克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28页

4[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220页

8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3页

9各种流行的哲学教材、论著及辞典都持有与俄国唯物主义的“第一性”观点相同的说法，参阅：1、商孝才、杨启辰、门忠民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4页；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卷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月，1150页。

10但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列宁的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则该类影像又似乎是物质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列宁物质定义存在不足之处的一个注脚。

11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47页。

12参阅：袁方文，“判斷（I）及其邏輯施用規律”，香港哲学人文学会《人文月刊》，2003年11月号，总第119期

13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页。

14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0页。

逻辑学论文 篇四

一、大话学者：从反杜林论谈起

大约在150年前，德国出了一个大话学者杜林，他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哲学体系。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体系时，杜林的东西总算还被恩格斯称为高超的胡说。杜林，这个创造体系的所谓「智者，自称为在哲学和所有科学领域中都实行了全面的变革，并对所有的知识前辈都用嘲弄谩骂的语气予以了无情批判。

在时间之轴上，不同时段的事件和人物虽各有不同，却有惊人的可比较之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个半世纪倏忽而过。在当代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大话学者，其著作等身，几乎全知全能。中国的这位「学者似乎比杜林的功劳更大，不仅在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硕果累累，在宗教、艺术、古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他也争取到机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远远超越了当年杜林所涉猎的知识范围。甚至一般学者望而生畏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他也敢大大咧咧地闯将进来，并极为自得地宣称：布尔、弗雷格创立布尔代数和数理（符号）逻辑以后，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为自己能发现一种新的逻辑工具而感到欣慰。

不仅如此，在他洋洋自得宣称的同时，几乎对所有的现代逻辑，不仅仅是逻辑知识本身，也包括对逻辑研究的先驱和后学，使用了非常不得体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堪和杜林对知识先辈的评论相媲美。

我们先看恩格斯引用的杜林对哲学家的评论：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兹，这个一切哲学侍臣中的佼佼者；出现了特别是叫做费希特和谢林的这两个直接模仿者的谬误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

我们再来看何新这位大话学者对现当代逻辑学者的评论：罗素试图以愚蠢的指号论消除哲学本体论。这种独断论的逻辑斯蒂，可以戏称为「逻辑中的「法西斯蒂。

当今国内的主流逻辑学界，几乎已被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学派独擅言语权。因此，当时我的文章自然难以发表。但正是在那个会上，我有幸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逻辑斯蒂学派的若干主要代表人物，欣赏到了他们那种笨拙地模仿罗素的「当且仅当的有趣独断论观点。

逻辑正好是我所从事的专业，虽然在这个领域，一个以教学为业的逻辑研究者并没有做出甚么开创性的工作。但逻辑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中国逻辑学界是一个有着良好学术传统的团体。以致在当今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这个团体，最鲜明地体现了学科研究的国际规范。尽管这个团体有其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把独断论说成是中国主流逻辑学界的特点，实在表明评论者对中国逻辑学界的无知。这种无知，又是评论者对逻辑学本身也无知的一个体现。出于对逻辑学科的良知和感悟，也出于对我所在的逻辑学团体的尊重，我感到有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要对这种无知的大话学者和无理的大话逻辑予以清算。

二、大话逻辑：有根无叶的哲学思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评论他所在时代的德国学术界，有一段妙语：近来在德国，天体物理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把泛演化逻辑称为大话逻辑，就是因为这个逻辑要就不建立，一旦要建立，那就不仅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是导引和拓荒意义上的体系，它还是一个革命性的体系。泛演化逻辑的大话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这样一种逻辑的「根本重要点在于，它并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主观的数理逻辑，而是一种有效预测事物演化趋势的智能逻辑。

第二，这样一种逻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可以构成古典逻辑的本体论基础。

第三，泛演化逻辑，乃是逻辑的逻辑，可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

第四，现代逻辑多以数学中的形式集合论为基础，我的泛演化逻辑对于概念类集理论的重新研究必将涉及逻辑基础的重大革命。

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这种逻辑他早就应该完全建立起来，但何先生志趣深广，「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按照和何先生历史概念类集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方法，现在，何先生对逻辑的兴趣回归了。他从对泛演化逻辑的兴趣，迁移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时过境迁，他再复归为今天的所谓逻辑兴趣。这样一个短暂时间段内的兴趣迁移，似乎是浓缩了个体有关概念历史演进的另一种一般进程。但这里没有进化，作者还在原先知识的起点上。

但奇怪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竟然依旧存在。这个逻辑依然是别人没有做出，只是他做出的「完全新型的逻辑。在知识变化如此迅速演进的现时代，时隔二十多年。还敢于声称这种逻辑是完全新型的逻辑，真让人佩服他的自信和勇气。但有点令人欣慰的是，他开始把逻辑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远超出他以前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重视。因为在何文中，何先生声称：他那个有关泛演化逻辑的著作成了何先生一切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

何先生的逻辑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创造呢？我先做出两个简要的评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讨论何氏逻辑的核心部分：概念历史类集。

第一个评论，泛演化逻辑只有哲学思辨的根，没有逻辑的根和叶。

现时代的知识体系，其专业门类纷繁复杂，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现时代的任何一个学科分支，都有其圈内的游戏规则，首先得遵守规则，然后才有可能突破规则。我想在这一点上，何新不可能是例外，虽然任何规则都可能有例外。

但遗憾的是，泛演化逻辑只有主流哲学和主流思辨的根，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却没有任何逻辑学者的工作。它既和主流的逻辑无关，和我国的非主流逻辑研究也扯不上关系。在何先生眼里，只有哲学家和革命家是逻辑学家，只有钱学森先生是逻辑学家，其它的人都不是。而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个人重视并且理解之外，只有何先生重视并且理解，再也没有其它人重视和理解。这实在是对中国逻辑学界的一个歪曲，在中国逻辑学界，既有何先生所说的主流逻辑研究学者，现代逻辑的研究团体，辩证逻辑研究也是逻辑学界中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也有一个专门的辩证逻辑研究团体。

谈及现代逻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则何文的态度简直是认为不值一提，现代逻辑几乎全是陷入死胡同似的东西。用何先生的话：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及其主观和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个内容及其空洞的东西。相信进化的何先生出此之言，进化大概就只能理解成退化了。

逻辑是一门很专门的学科，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但外行不能代替内行，外行也很难代替内行。哲学家或者革命家从圈外层面上来看待一个学科，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弱势的联系。权威是有语境限制的，权威的论断不能代替学科本身的发展。逻辑有其自身的发展契机和进化历程。某个政治家的青睐，某个财团的资助，某个圈外权威人士的首肯，不能改变学科本身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逻辑学科枝叶繁茂，生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群落，何先生视而不见，也未看到作甚么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热闹领域玩腻了之后，换一个游戏场所，看一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就摆起开山祖师的架势。几十年前这尚有可能，在如今的普适大众传媒不再，整个市场细分，整个知识门类细分的条件下，无异于天外梦想。

第二个评论，现代逻辑并不排斥黑格尔逻辑。

何文说：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

简单地把现代逻辑学者都看成是黑格尔逻辑的反对者是不公道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初期，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逻辑）因为其思辨性质而成为科学拒斥的对象。但现代逻辑发展到二十世纪的5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辩证逻辑也开始受到现代逻辑学者的关注。当然，伴随着这种关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争论。

辩证逻辑是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产物，作为不同于主流经典模式的一种逻辑，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辩证逻辑更适合于看作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方向，看作是数理逻辑在非经典逻辑方向上的一个发展。如同道义逻辑是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因此道义逻辑实际上就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一样，辩证逻辑也应该看作是演绎逻辑的一个延续。由波兰学者卢卡西维奇，雅斯科夫斯基和巴西学者科斯塔开创的次协调逻辑研究，体现的就是对辩证逻辑的一种研究。

这样一种逻辑，芬兰逻辑学家冯赖特作过颇带辩证法意味的一个估计。一方面，冯赖特表示，这一逻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另一方面，冯赖特又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逻辑的非经典方向的发展中，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我认为是不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源自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我们可以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用次协调逻辑和相关的变异逻辑的形式工具对辩证法的处理，能够有助于阐明它的那些不大适合理性理解的特征。

我并不完全同意冯赖特的看法，我对辩证逻辑承认矛盾的新奇思想是取支持态度的。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是对经典逻辑的某种颠覆，含有野性思维的成分。而正是野性，才可能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但是何先生对待辩证逻辑、对待现代逻辑的态度，却让我颇存疑虑。在学术上，谁具有独断论的色彩，把何先生的话语和上述冯赖特的引语相对照，结论就是一目了然的了。我们关于逻辑的讨论最好是不要讨论了，最好的思想和最革命的理论已经创造出来，逻辑本体论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那里还需要我们去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学术讨论。

概念真是这样一个进化过程吗？逻辑也相信直觉，但这里的概念进化过程，让人很难直觉地接受。一个更容易产生的概念间关系的直觉，并不是何先生的概念的思辨想象，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基因的生物链联想。何先生先有一般关系的想象，再找一些并不得体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象，无非是共相在先，例证在后的先验观，不知道其中的创新之处何在。看看在现代经典逻辑基础上建立的模态逻辑，看看集合论，看看今天横亘于逻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语义学！你就会感觉到，和主流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在其中所讨论的关系结构和关系性质相比，所谓泛演化逻辑的历史概念类集，是一个多么小儿科的东西。类集概念分析实际上仅仅只是对亚里士多德词项外延间关系的笨拙模仿，毫无任何现代感可言。很难理解，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为甚么把这样的常识性理解看成是一个创造，并把这个概念类集的简单图示美誉为一个专业的「何新树的称谓。现代模态逻辑早就在研究树结构，还有其它的结构方式。何先生对树的小儿科理解，哪里能够和现代逻辑学家对树和其它关系结构的研究相比。

即使这个逻辑构想真是一个合理的构想，那也用不着抬到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高度。革命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也许用不着革命同样可以实现进化。而夸张说泛演化逻辑是逻辑的逻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这不过是普遍性诉求在何文中的回光返照。今天的时代，是告别大话的时代，普遍性诉求正在衰落。即使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去除各个社会群体、各种社会知识的个性特征和语境特征。

人类知识体系，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似乎都假定了至少有一个被认为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长新，因此非常可能是万世不移的普遍原则，它被当作是知识体系的基石。通常这类据信为「绝对无疑的普遍原则，被人们称为「金规则。而且，那些在历史中各自独立地自发生成并且以不同方式表述出来的金规则，似乎含义上也「都惊人地相似，其逻辑语义也似乎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就表明，金规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原则。

然而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表明，所谓普遍必然的原则，现在到处都在面临挑战。就是在作为理性标准的逻辑和数学领域，也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在实践上历久常新的万世不移法则。在美国学者克莱因的著作《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克莱因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数学之确定性、绝对无疑性并不存在，逻辑也同样如此。1930年哥德尔的著名定理既是对数学提出的质疑，也是对逻辑学提出的质疑。正是哥德尔的这个定理引起了数学和逻辑的巨变，并且使数学和逻辑随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这些麻烦并没有消灭数学和逻辑，而是给数学和逻辑增加了更多可能的结构，同时把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分成了更多的不同派别。用美国数学家克莱因在《数学─确定性的丧失》一书中的表述：

数学的当前困境是有许多种数学而不是只有一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每一种都无法使对立学派满意。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与未来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取代了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

何文建立起来的所谓泛演化逻辑，充其量不过是逻辑学探索长河中的一个小小支流。企图把这个思辨探索的粗糙猜想看成是某种普遍逻辑法则，甚至是法则的法则，这只是一种知识的迷信和盲目的自大。数学原则和逻辑原则通过我们的直觉就有可能被我们所接受，但仍然是有可能受到质疑的。就此而言，泛演化逻辑普世化的知识诉求，在今天这样一个永不停息地推陈出新的现代社会中，在竞争和博弈几乎存在于一切现存领域的社会中，也许永远只能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而不能是生活世界的现实。

何文的无知主要不在其泛演化逻辑，他至少看了很多黑格尔的书。在其《泛演化逻辑引论》一书中，粗略而且保守地估计一下，其中讨论黑格尔思想和著作的篇幅占到了全书的四分之三以上，讨论现代逻辑的章节却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就有资格说全世界只有他真正地懂得了黑格尔。就是恩格斯也「并没有彻悟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因此他所谓『辩证逻辑体系从未建立成功。

所以，他也就有资格初生牛犊不怕虎，反正这虎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他全然不知，冒犯了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顶多就是被老虎咬伤吃掉而已。但谁能吃掉一个思辨的天才，一个雄心勃勃的知识界英雄？

看黑格尔的书并不意味着你就懂现代逻辑，现代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的逻辑。何先生把现代形式逻辑独断地、武断地认定为：「现代逻辑在形式化道路上愈走愈远，现在已经陷入了死胡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仅以我所关注的模态逻辑而言，这一新逻辑正获得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极好机遇。这个说法可不是信口开河，仅凭思辨和懂一点黑格尔思辨逻辑就能获得的。

模态逻辑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最富成长性的一门逻辑分支。路易斯在20年代针对实质蕴涵提出严格蕴涵的概念，到30年代，由路易斯创立了最早的模态逻辑系统。自50年代以来，模态逻辑在语形方向、代数方向、模型论方向以及道义、可证性、多值、直觉主义、认知等等领域发展迅速。一直到今天还继续保持向许多领域渗透和扩张的强劲势头。模态逻辑既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形上思辨的启示功能，例如在伦理道德、法制建构、社会博弈领域；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今天，模态逻辑几乎是我国所有逻辑学研究生课程中的必修课程。近二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都对模态逻辑的研究给与了支持。这些钱绝不是白花的，它为中国逻辑学研究和世界接轨，并创造出新的逻辑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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